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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他们做艺术鉴赏家，主要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弄毒药。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不断拒绝向他们提供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找到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纪念的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者埋葬——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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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逗留地球——尽管上帝是被历史首先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清晰透明和易于理解，并经过了所有辩证法的可能步骤而能够自我表现。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间之中，世界进程也进入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看作是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不妨说，它们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变了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大多数意见。这种力量牵动着拉绳，他的四肢才正确地作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的到来都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且每一个事件都显示出了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赶快下脆，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你说再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信仰历史力量的这种宗教，看看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还有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难道所有的美德不都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他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并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这样思考历史是一所多好的训练礼貌的学校呀!客观地对待每一件事物，为什么都不恼不爱，对什么都理解——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长大的人公开地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憎恶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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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历史尤为必要。他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1)称政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那些积极主动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教师，提醒我们别人所遭受过的苦难，以此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地忍受命运的逆转。任何能够认识到历史这种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的画廊中匆匆走过，以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且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停下自己迈向目标的脚步，以便能喘口气。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为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概念并赋予它一个更加美好内容的东西必须要为了同一任务而永远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个链条，一条贯穿各个时代的人性大道，那些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然伟大，对于人们来说仍然是活生生的。这便是人性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式”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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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的，却是最为残酷的战斗。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在喊不。“拿走纪念碑”就是它们的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个地方，用浓雾笼罩住所有的伟大事物，挡住它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蒙住它的眼睛，扼住它的呼吸。而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却要经过不免一死的凡人的大脑！经过那些病恹恹的、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总是升到表面来喘口气，挣扎着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当中会有什么“纪念式历史”，会有那足以让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赛呢？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事物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之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有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留下了一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段短暂的时间，但这三种人在他们通往纪念式历史和永恒不朽的道路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或者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地走进坟墓——他们要埋葬什么呢？仅仅是那些曾经一直被他们视为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以及被他们蔑视了许久、现在跌回其真正的归宿——遗忘——中去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所留下的印记、一道珍稀的闪光、一种行为和一个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得到净化的形式之中，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来说，名声远不只是最甜美的点心。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仰，以及对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变化和衰退的抗议。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式”思考、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关注有什么作用呢？那便是让他知道，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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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澌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界限，它就会夭折。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处于“超历史的”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他对象形文字的原意有着一种神圣的洞察力，而且甚至逐渐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感到厌倦了。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更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愚昧之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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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历史成为现在的掘墓人，我们必须确定忘记历史的程度和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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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很更加重要和根本的，因为它为正义、健康、伟大和人性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只有当人再一次凭借利用和改造历史的力量来为生活服务的时候，人才得以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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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为历史服务，那么它同样为某种非历史的力量服务。它的这种从属地位决定它永远不能成为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人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历史的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成长的最严肃的问题。而过量历史的存在会使生活面临崩溃和倒退——最终，历史本身也同样摆脱不了退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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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在完美的国家中)的第一代人需要借助一个“强大的谎话”来成长。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在那里,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黄金;生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白银;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青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熔，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远不可能相混。相信这种安排是永恒真理 (aeterna veritas)，这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是永恒真理。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与下述事实形成对立——即德国人没有文化,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就会失败——正如同柏拉图的国家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没有根和茎的花朵,因此他的希望落空了。这就是简单的真理,一个粗鄙且让人不愉快的真理,但却是一个强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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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混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他还会从他自己的经验中明白,希腊人正是凭借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而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着真正的文化前进,不管这种真诚会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甚至能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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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科学——因为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这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因为科学认为，将某些事物看作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只有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才是真实和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因此，它极度仇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将人扔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在这个大海中，海浪因为带有一种清楚的知识而闪闪发光，而这种知识正是关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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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活的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他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迫像一个没有大气层的星星那样旋转，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就不必感到惊奇。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要变得成熟，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有些人憎恶变得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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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并宣布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的方式来影响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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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宋视角的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为基调，残忍暴虐的“金狗”形象，从开篇说书人口中的《叶三姐节烈记》开始，贯穿小说始终。金朝疆域内无数的普通个体，在蒙古人掀起的历史巨浪中浮沉、受难或毁灭的体验，却被推到了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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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陷落后，王鹗被蒙古军俘虏。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准备处决。幸运的是，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张柔觉得王鹗器宇不凡，将他救下，带回了保州。后来，王鹗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学侍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王鹗曾专程向忽必烈告假，来到汝河岸边，希望祭拜一下故主金哀宗的墓。到了岸边，他才得知，墓穴早已沉入河底，大哭而还。金亡后，元好问在蒙古统治下又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蒐集了金朝百年的诗人作品，汇编成《中州集》，给前朝的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他更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故都燕京、汴京创作的怀旧名篇。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明电影《蜘蛛巢城》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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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讲述从岐国公主开始，因为她就像一个符号，几乎完美地象征了这段历史在后世的遭遇，那就是一被遗忘。岐国公主的身影，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全副武装”的现代历史学家，遍寻东西方载籍，只能找到关于她的三五条史料。并且，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中，她既不叫“小姐姐”，也不叫岐国公主，而是换了一个奇怪的称号。在波斯文史书中，作为成吉思汗的五位“正后”之一，她叫“公主哈敦”（knj加khatun，哈敦意为娘子、皇后），主掌第四斡耳朵一成吉思汗的宫帐之一。在寥寥几条汉文记载中，她的称号被翻译成“公主皇后”。在蒙古人的记忆中，她仿佛依然是那个盛极一时的女真王朝的天之骄女；实际上，却只是世界征服者搜集陈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说起见过岐国公主，只有全真教教主大概是例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途经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汉、夏公主”送来了一些干粮，接济师徒一行人。四汉公主就是岐国公主，夏公主是西夏国主李安全献给成吉思汗的公主，名叫察合。身世相仿，或许让两位年轻女孩子一见如故，感情甚笃。事实上，岐国公主和母亲袁氏，不仅见过丘处机、尹志平先后两位全真掌教，袁氏还拜丘道长为师，成为全真女冠。《道家金石略》中保存着两道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懿旨，分别护持卫州汲县北极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这两位逃脱浩劫的皇室女子，或许在宗教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慰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毡帐一顶，孤灯一盏，清香一炷，她们大概常常为家国丧乱中非命而死的一切亡魂，当然，还为无数同样幸存下来的人，默默祈福。岐国公主，不过是在金朝土地上生活过的芸芸众生之一。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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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硅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盼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侧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一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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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 “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四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看看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就清楚了。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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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四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为了“防秋”，金朝仿佛从昔日的“铁浮屠”那里找到了一丝灵感：虽然“重铠全装”的铁骑无法重现，薄弱的西北边境却可以用层层“甲胄”遮护起来，也许一样毫无破绽。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境内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布着长短不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达万里。四这个防御体系的主体工事一般由主壕、主墙、副墙、副壕和壕堡组成：主壕，深4一5米，宽56米。主墙，高6一8米，宽8一10米，多用黄土夯筑，少数为土石混筑或土包石，顶部平坦，向敌一侧筑有女墙。主墙上每隔130一1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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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锁辊（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战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②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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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说，1211年的蒙古军还不擅于攻城，但终究只是“还”字而已。蒙古军堪称当时世界上最擅长模仿和综合的军队。起初，蒙古骑兵不配大型盾牌，为了攻城，他们学会了用“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砲之具”。接下来，蒙古人学到了金朝的攻城砲术，攻打凤翔之时，曾树砲四百座，“专力打城之一角”。再过若干年，蒙古人把同金朝的战争中获得的抛石机，挪用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城堡跟前。再过半个多世纪，蒙古人还将带着西征中学来的“西域砲”——一种中国从未见过的大型配重式抛石机—一来到南宋的樊城和襄阳城下，“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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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一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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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些评价，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暂且不去深究这张脸谱，是大智若愚，是忍辱负重，还是本色当行。弥留之际的金章宗和他宠信的元妃李师儿等人，捧出这个老好人成为九五之尊，是有特殊考虑的一当时，金章宗的两个妃子贾氏和范氏已有身孕。金章宗虽然对外宣称，传位卫绍王，是本着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却在遗诏中给新皇帝安排下了一道紧箍咒：“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这份政治遗嘱的两大执行人，李元妃，还有章宗幼年的老师兼重臣完颜匡，负责确保柔弱的卫绍王不负所托，将来章宗的遗腹子顺利继位。虽然卫绍王才具平庸，权力的加持和诱惑，有时却能给人壮胆。很快，他就利用完颜匡和李元妃的矛盾，让范氏莫名其妙“胎气有损”“胎形已失”，只好落发为尼，又诬陷贾氏诈称怀孕，实与李元妃勾结，妄图偷梁换柱，让李家儿冒充皇嗣。李元妃势力遭到铲除没几个月，大安元年（1209年）十二月，完颜匡居然病死了，只留下卫绍王孤身一人，心惊胆战地看守着这个由盛转衰的王朝。以金朝当时的状况，国内出点问题，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天灾人祸，凭借传统社会的惯性：官僚体系和基层制度的缓冲，多少还能够架漏过时，牵补度日。然而，谁能料想，三十多年前“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的落魄青年铁木真，不久前还四分五裂、自寻干戈的漠北草原，这两者的奇妙结合，竟然迸发出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能量？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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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侍局名义上隶属殿前司，长官为提点，下设局使、副使、直长，管辖奉御、奉职等一干办事员，只遴选本局人和宫中出身人员，外廷官员极难插足。这个机构虽然只是五品衙门，却位卑权重。有人说，金宣宗“视（尚书省）宰执、（御史）台、（六）部，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他不仅任用近侍充当耳目，监察百官，还派他们外出察访民情，担任监军督战。如要给这个机构一个准确定位，只要想一想蒋介石那个军务、政务、党务、外交、情报、人事无所不统的侍从室就足够了，二者都是实施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五花八门、细如涓流的情报，通过近侍局的各条触角，汇总到金宣宗面前，非常投合他“躬亲细务”的政治性格。金宣宗也深信这一制度的可靠，甚至遇到臣下请求独对，都要“令近臣一人侍立”。后来，完颜素兰控告高琪，就是先被召入近侍局，用笔、纸写下要上奏的事情，过了一会，才在便殿受到宣宗接见，见证此事的只有一人一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专靠近侍，并无法避免内外勾结、阿谀成风的弊端。四不过，在贞祐初年，官中的金宣宗和他的近侍，在外廷“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的术虎高琪，加上多数态度含混、得过且过的文武官员，多少形成了一种政权内部的势力均衡。于是，金朝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应对更为刻不容缓的北方战局。此时战局之糜烂，也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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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如今成了横亘在交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封锁线，并非人人都能平安顺利通过这道关卡。金宣宗的小朝廷逃入南京后，便发布了“河禁”，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条，由于河北被兵，群盗蜂起，为防备敌人奸细和不法之徒，“凡自北来而无公凭（官方出入证）者，勿听渡”！）第二条，河南进入军管状态，为防止军需物资外流，“沿河悉禁物斛（粮食）北渡”！山本来，朝廷南渡，中都沦陷，“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四河北地区前一年饱受铁骑蹂躏，人丁锐减，耕种失时，又得不到外来接济，饿殍遍野。在朝野一片声讨之下，金宣宗只得暂缓执行第二条禁令，允许商人自愿贩粮入北，但是，一石粮食，过黄河时要扣掉十分之八，充当军储。侯挚等人指出，商人重利，政府加收如此重税，“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劝宣宗不要强分南北，见死不救。朝廷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禁令。 “河禁”显示，南京政府并不在乎河北百姓的死活。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民纷纷扶老携幼，南下求生。守备河桥的官吏趁机大肆敲诈勒索，“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难民“至或饿死、自溺”。B）在黄河渡口前焦急等候的，有曾经的富足之家，如今不惜倾家荡产，换来一张穿过浮桥的通行证。但是，无数子然一身的难民，只能跪在冷漠的官吏和守卒面前，苦苦哀求，得知无望之后，大哭而去。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再碰碰运气，或者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各处渡口附近的难民营里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疾疫肆虐，“死十七八”。《金史》还记载，有十一个河北人，为了躲避游骑追杀，不得已跳入黄河，历经千生万死，游到南边（“泅河而南”）。被巡逻兵丁抓到以后，司法官吏还要判他们死刑。有人劝说金宣宗：禁止私渡，为防备奸伪，不为惩罚只求保命的平民，如果他们“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往后人人都只有降敌这一条路了！四在黄河渡口外守候的，除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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