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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哪怕是两个政权中顶顶精英的人物，出于长年累月的憎恨或轻蔑，也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南宋目睹金朝在“鞑靼”部落手下接连吃亏，觉得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大臣真德秀朱子再传、意见领袖一在给宋宁宗的奏议中，力主与金朝断交，拒缴岁币，还提出报“万世必报之仇”的三种战略，其中的“上策”，居然是“练兵选将，直抵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四这种心态在南宋朝野十分普遍。大定十六年（1176年，宋淳熙三年），南宋派去贺金世宗生日的张子正使团随员周煇，艳羡金朝的黄河大桥，居然想到，过一阵待自己的国家恢复河朔，这座浮桥的用处可就大了！金朝对南宋的轻蔑又更甚之。丢失河北、山东之后，金朝的疆界一下子缩水大半，“地势益蹙”，于是“遂有南窥淮、汉之谋”，想从南宋那里找补损失。在金人心目中，百年以来，本国军队对南宋军队从未处于下风。因此，蒙古人的崛起，无非是在原先的鄙视链“金》南宋”的前端，再加一环，变成“蒙古》金》南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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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二月、三月），蒙古大军扫荡南京周围“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毫、颍、寿、睢、永”等州的金军残部。然后，窝阔台汗、拖雷一同北上避暑，只留下一员韧性十足的蒙古老将，负责“统诸道兵”，主持南京围攻。这位老将名叫速不台，成吉思汗的“四狗”之首。他从百夫长干起，追随成吉思汗南征北讨，参加过蒙古帝国几乎所有大型战役。速不台一生足迹所履之地，大概超过任何一位中世纪欧洲或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旅行家。这位将军马不停蹄，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白雪覆盖的群山、满目黄沙的大漠、碧浪翻腾的里海、清澈见底的多瑙河；花刺子模算端、罗斯王公、条顿骑士，在他面前像麋鹿一样惊逸；中亚的山城、罗斯的木寨、东欧的石堡，无不被他踩在脚下。有人说，速不台“身经六十五战，灭国三十二”，让西方人真切地体会到，亚洲也诞生了毫不逊于恺撒和亚历山大的名将。四笔者总有点好奇，这样一段今天看来仍然惊心动魄的阅历，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能天才地思考、解决复杂战略战术局面的头脑，大概不会只充斥着嗜血贪婪的念头。尽管速不台不可能像诗人那样敏感冲动，或者像旅行家那样偏爱异国情调，但是，这些人生阅历，是否只令他的心更加冷酷坚硬，又或是会激起一种超越尘世的悲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像恺撒、格兰特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大批名将，速不台不曾留下回忆录，甚至任何透露他个性的文字和言语记录。我们只知道，在完成这一切洪业之后，速不台平静地退隐到秃刺河（土拉河）畔自己的营地，七十三岁高龄时离世。金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轰然倒塌，仿佛只是老人闲来无事时凝视的长河上，轻轻泛起的一道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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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左右祖者甚多。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对三人都没什么恕词。最严厉的比如“谄附逆贼”（赵翼《瓯北诗话》），“偷生恋爵”（乾隆帝评语)，等等，觉得他们名节有亏，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魏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连杀太后、幼帝和千余名朝官，拥立孝庄帝。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尔朱荣下令胡骑将他们围住，拔刀内向，高喊：“有能为新君作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列，席地起草诏书。杀侄篡位的永乐帝让方孝孺写劝进表，孝孺喊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写，有的是人写。否则，后来诸王群臣上的那几通劝进表，充溢着诸如“功光前烈，德振中兴”“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天命有在，孰得而辞”，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现代人估计不会求全责备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但是，这段不甚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一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他们心里清楚，既然做了选择，就得承担道德责任，面对当时和后世的评骘。因此，三人通过不同形式，像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涉案人那样，四留下了自己的“供词”，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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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崔立右侧的李伯渊，从鞍上一跃而起，跳到崔立马上，一手抱住崔立，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崔立回头看了一眼，失声惊呼：“你要杀我？”李伯渊说：“杀你又怎样！”或许是有些紧张，更可能是太过兴奋，刀刃将崔立刺个对穿，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两人一起坠落马下。李伯渊挣扎起来，补了一刀，崔立当场咽气。接着，李伯渊大吼：“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一拥而上，黄掴三合手刃苑秀，折希颜在队伍后面，看到前面人喊马嘶，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慌忙上前劝解，也死在了士兵刀下。李伯渊将崔立尸首系于马尾，一路沿着御街，纵马驰骋，直至承天门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渐渐聚拢围观，便朝大家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万口齐应：“杀千刀，寸斩之，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立的首级，跪捧在承天门前，遥祭哀宗，“一军哀号，声动天地”。最后，崔立、苑秀、折希颜三人的尸首，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仇家“剖其心生啖之”。山“郑王”的《功德碑》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不过，就算立起来了，愤怒的京城民众也会把它敲得粉碎。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刘祁已在前一年北上，“由魏过齐、人燕”，辗转两千里，终于回到故乡浑源。此时，他的祖母、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恒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他心灰意冷，独庆幸妻、子尚存，国破而家未亡，筑堂名“归潜”，作为读书隐居之所。王若虚也早就离开了南京，黄冠草履，徘徊于田舍丘垄间。没过几年，七十高龄的“滹南遗老”（王若虚自号），应刘祁之弟刘郁的邀请，同游泰山的白云生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友人：“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一行人竹杖芒鞋，攀上黄岘峰。王若虚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自己垂足坐在块大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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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蒲察官奴是个职业冒险家，而且热爱赌博，忠孝军月薪丰厚，他就拿这笔钱成天在营中开赌。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在蒙、宋、金三方都混迹过。三峰山兵败，他逃到南宋襄阳，结交上京湖制置使陈赅，两人称兄道弟，一起喝酒。金军将星大批陨落后，官奴就成了极少数战斗力突出的军官。他曾率数百骑兵冲入蒙古军，“生挟一回纥（西域人）而还”。金哀宗北征卫州，官奴麾下的忠孝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白撒的大军却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百姓“哭声相接，尸骸盈野”。山金哀宗不得不倚仗官奴和忠孝军，却瞧不起这个反复无常的草根元帅。何况，有传言说，官奴和当时盘踞山东的军阀国用安勾结，企图劫持皇帝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招集山东豪强，收复北方，如果大事不成，就坐船去辽东。金哀宗派纥石烈阿里合、完颜习显暗中监视官奴，二人反而投靠了官奴。不过，金哀宗也不信任归德本地的军队。侍卫亲军外出就粮，他一边提醒官奴：“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一边又装模作样时常召见马用，把官奴晾在一边，公然制造隔阂猜忌。迭经挫折、背叛和失败，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哀宗，只相信他自己，外加身边几个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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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为了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盼附，拨出十艘官船，让饥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打捞一些菱芡、苲草果腹。此令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不几天，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半根漂着的水草也没了。饥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茎，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过了不久，饿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一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黑暗中很可能蓦地伸出一根绳索，死命勒住他，直到断气，然后，凶手们就像一群饿狼扑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死者脔割分食。上任头一天，阿勒根移失刺就下令，在闹市口立了一根长竿，杀人吃人的歹徒，一经发现，斩首示众，首级就一直挂在竿头。史称，“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白昼，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柝巡逻。然而，只要夜幕降临，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王国。铁腕镇压，并不能减缓饥荒。很快，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阿勒根移失刺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有一伙大盗，共七八人，心狠手辣，四处作案，“屠人之家，而夺其食”，弄得城内人心惶惶。案件侦破后，这伙大盗幕后的保护伞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忠孝军的中级军官一提控一人、都统一人。忠孝军是战斗主力，金哀宗下过密旨：忠孝军违纪违法，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金哀宗想特赦二人，在元帅王山儿的坚持下，才将二人处死。山官兵百姓缺粮，金哀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但是，金哀宗喜欢吃鱼。蔡州东、北面的汝河里有鱼，可是，河面常有自上游漂下、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汝河里捞上来的鱼，金哀宗只看了一眼，就蹙着眉头推到一边。这时的护卫统领一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本姓王，金宣宗王皇后侄儿），身材短小，性格温和，很早就结识金哀宗。金哀宗带出的近侍旧人，到了蔡州，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看到圣主食不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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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四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一南宋的虚实呢？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至于金朝一方，既然南下蔡州，不可能不把对宋战略纳入通盘考虑。面对边境蠢蠢欲动的宋人，金哀宗一方面企图以“唇亡齿寒”来劝诱，山一方面，却又放不下“甲士三千，纵横江淮”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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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城能在联军的猛攻下坚守一个多月，显然不是光靠天助。城内所有能动员的人力，都已经分配到四面城墙，参加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处斩，邻人绞罪。”在围城中，男丁都上了前线，身体健壮的妇女，自古就要走上城头，负责后勤工作，《墨子》中称为“丁女子”。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守军减员严重，蔡州城内的妇女，统一身穿男子衣冠，运输弹药粮草。山完颜仲德的妻子说：“形势危急，城破之日，妇人怎能置身事外？”她带头动员高级官员的家眷，单独组成一支军队，专门运送矢石，照看伤病。☒围城期间，金哀宗多次亲自登上城头巡视防务，激励士气。出行途中遇到军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劝慰。后勤人员为守城将士熬制的肉汤，金哀宗亲自品尝，唯恐味道太淡。从城头抬下来的伤兵，他也下马仔细探问，甚至亲手给他们的创口敷药。十二月十九日，西面城墙沦陷后的第二天，金哀宗将珍贵的御用器皿统统搬出来，分发给有功将士。二十四日，他见到逃生无望，又下旨：杀掉御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将马肉送给城头的将士食用，补充体力。这时候，尚厩内只剩下十匹御马，城中大小官员，只有仲德、张天纲等四五名宰执，加上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刺，有资格骑乘马匹，其他人等一概步行。自蔡州合围之后，仲德没有回家休息过片刻。他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存抚将士，所有阵亡的将校军官，仲德无不亲自吊唁，“哭之尽哀”。山受到了金哀宗君臣的感召，蔡州城内“军民感泣，人百其勇”。“军士踊跃，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尽管士气不衰，以一敌二的惨烈战斗造成的重大损失，金军却无法承受。据统计，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先后在守城战斗中战殁的高级军官，就包括一名总帅、三名元帅、二名都尉，至于“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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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章宗祖孙俩统治时期，外能与宋讲和，保境安民，内能修明政治，劝课农桑，五十年间号称“大定明昌之治”，金世宗甚至有“小尧舜”的美誉。南宋大儒朱熹听弟子讲起这个风评，酸溜溜地讲：“他要真能遵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还说：“他岂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 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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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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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金军，“专尚骑”，主要由骑兵构成，有轻、重二种。轻骑兵牵着备用的副马，行军时“约五十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作战时往往部署在左右翼，在敌军薄弱的翼侧实施突击，称为“拐子马”。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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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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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策，扬长避短，求歼敌于野战。第二策，谁说骑兵不能攻城？蒙古骑兵居然很快摸索出了一套不靠攻城机械也能攻克城池（甚至大型城池）的战法。先是依靠哨马寻找破绽。其次是依靠机动性对城市发起闪击。第三策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恐怖心理战术——向敌人广泛宣传“城拔必屠”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政策。从大安三年（1211年）到贞祐四年（1216年）这短短六年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就是凭借这三大策略，对外强中干的金朝先翦枝叶，再摧根本。富庶繁华的中原州县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化为“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的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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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城的三教、医师、工匠、绣女一行人正式启程，刘祁和太学诸生也在其中。其实，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滥竽充数的难民，混进来只为刀下求生。领队的“人匠达鲁花赤”王德真（山西人），奉蒙古人的命令到太原集中考校这群“工匠”，才发现很多人身无一技之长，什么也做不来。王德真可谓谆谆善诱：“大伙儿会扶着锯子锯木头吧？会？那就算‘匠人’了，别怕！”接着，他耐心教授这些难民营造的技艺，“积以日月，后皆为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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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英国哲人穆勒：“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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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切勿追逐权力表面的光晕，而要看清权力的实质。不过，权力的光晕，就像菩提树下诱惑佛陀的魔王，幻化出千万种形象，其中总有一种令人迷醉，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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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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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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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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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俘虏宋钦宗、宋徽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 “绍兴和议”（1141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年）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宋孝宗，递交给金世宗的国书，要具名“侄宋皇帝脊，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更屈辱的是，接受金朝皇帝的回信时，南宋皇帝要从御榻起立，向前三步，称为“降榻受书”。即使到了金朝国力由盛转衰的金章宗时期，“嘉定和议”（1208年）后，南宋朝廷不仅乖乖砍掉力主北伐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的首级函送金朝，还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两国成了世为“伯侄”之国，南宋皇帝的辈分又降了一等。泰和八年（1208年）五月，和议达成的消息连同前线元帅府告捷的露布，一同抵达中都。金章宗无比兴奋，分遣官员奏告天地、太庙和社稷，又亲自登上应天门（宫城南面正门）城楼，盛陈仪仗，接受装有韩侂胄、苏师旦首级的锦函。此后，两位南宋大臣的脑袋被高挂在长竿上，配上画像，置于通衢，纵令中都百姓围观三日，再涂上漆，入藏秘库。就在同一年，金章宗病逝，遗诏皇叔卫王即位。这一年，成吉思汗彻底消灭草原上的宿敌蔑儿乞部，他的九脚白纛旗，将指向南方。这两起事件，猛然扭转了金朝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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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日拂晓，金哀宗传位给承麟后，在近侍护送下，平静地走入小屋，合上木门，悬梁自缢。承麟得知金哀宗驾崩，率领百官在小竹屋外罗拜号泣。承麟回过头对群臣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不就，委实可哀！不如谥号为“哀”吧！后来，中原汉族士大夫认为，“哀”字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于是以《左传》“国君死社稷”的“义”，改谥为“义宗”。金哀宗身边的侍臣、草泽的文士、后世的史家，都对他多有同情和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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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人的“百年兵力”，都“销折溃散殆尽”。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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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哀宗的御用术士武亢，出身天文卜算世家，父亲是司天管勾武祯。武亢现任司天长行（司天监的见习吏员），推算灾异相当准确，但脾气古怪，朝中人缘很差。金哀宗请他推算，蔡州城的围攻何时能解除？武亢回答：“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简单的预言，初看十分乐观，仔细想想，却令人毛骨悚然。金哀宗没想那么多，大笑着盼附下去：粮食配给就按这个日期估算，确保期限内不缺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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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人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为了“防秋”，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一金界壕，也称金长城。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拉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下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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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铠全装”的坚城，别说游牧民了，对这套防御体系再熟悉不过的中原军队也常常望而却步。《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镜温（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 ……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咸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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