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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实际上，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只是中国人对这种观点更加深信不疑。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依然适用，尽管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敬仰之情是一样的。谁能弄清并解释出中国政体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势必是惊天动地的。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砌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砌得那么奇怪，他说这样的话墙被吹倒之后会比过去更高！中国的政体是一个立方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推翻，即使被翻倒，那也只是换个面，它的外表与内涵始终没有被改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逐渐使中国人明白了，中国政府演变的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的建议统统都是胡编乱造。所以，人们就这样成就了今天的说法，说古人的智慧明显高于后人，后人的劣势显而易见。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人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的拼死反对。但是这在清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朝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以自己的辫子为荣耀。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朝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这种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全国人民必须习惯于这种风俗，不需要一个解释的理由，人们的责任就是遵从，事实上，人们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遵从了。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千百万奉行“三大宗教”的仪式的人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如同他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无所知一样。假如你要问他们，遵从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常见的：一，说这种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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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使用的钟表，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中有个别的也有使用钟表，只是他们不会用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最多就是定期去将钟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普通人知道时间的方法，则是通过太阳的高度。他们把太阳说成是一竿子高、两竿子高，或者几竿子高。要是碰到阴雨天，他们就根据猫的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获取时间的信息，其实，就日常生活而言，这已经够准确了。看戏还不是最繁琐的，在外国人看来，出席中国人的酒宴才是最可怕的，酒宴的持续时间简直长到无休止。酒菜的数量非常多，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但凡经历这种酒宴的外国人，通常都会觉得恐怖和手足无措。而中国人会认为，这种招待的时间应该更长。中国人有一句最耐人寻味的格言，“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被诱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最后只会感叹，这一原本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之中也显得那么脆弱无力。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休息一下。另外，学生和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并且每一关都很难。虽然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也极为反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种检验人的知识才能的考试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再度合作的欲望。这些中国人来得晚，走得早，中途还总是停下来去喝茶。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时间的宝贵，甚至连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珍惜时间的观念。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说，完全不知所云，并且他们也不会说要离开。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待了多久，他肯定会对自己的这一格言做出实质性的修改的。当他经历了类似上述事情，他一定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牧师，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挂在他的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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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具慧眼细心研究中国经典的人，会在那些深奥的文字间读出许多模棱两可、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的地方。一个只知道撒谎的民族，却能塑造出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绝无仅有了。真实性，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国家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了事实真相。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不真诚完全在于他们的顽固不化。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隐藏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悄悄的向你说起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无所适从。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制造谣言。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最终结论。这个简单的命题，在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看来，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烦恼的隐患。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不得而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法考证。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掌握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的；而凡是指对方的，就必须得表现出对方的高贵。中国人的口头上的应承，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履行约定。送礼者知道送礼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不会失望，他只在乎这样做的话，不会让他丢面子。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边抽泣边解释说，他在家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所以，他忍不住就去偷了！中国人没有信用。这一点虽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我们在谈其他问题时已经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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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个人就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则是个人的集合。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单位则是家庭、村庄、宗族，而且这些词语还可以交替使用。地方官员通常会触犯法规，为此可能会有麻烦，不过他们不会为此心神不宁。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几个靠山朋友，或者通过明智地花点银子，继续逍遥法外。中国人共担责任的观念，通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带上了无法挣脱的脚镣和手铐。他们往往会因为一件完全没有参与，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样全然不知的事情，而被受到牵连和处罚，实际上，这大大地违背了所有的公正原则。其实各级官员沆瀣一气地故意而有系统地弄虚作假，也与这一做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一个官员要对某些犯罪事实负责，而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于忽略而导致来不及避免，他为了保护自己，就不得不隐瞒事实真相。这就是一直发生在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完全与公正原则相违背，毕竟谁也不想遭受严厉而不公正的惩罚。这个原则的滥用，足以解释中国执法混乱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对此非常关注。每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察觉到，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官员们只靠俸禄是维持不了基本的生活的，津贴也少得可怜，以致衙门的开销都非常拮据。另外，领取的部分微薄的津贴，还得把它们作为罚金再还回去。所以，当官的就选择了压榨和受贿，否则他们也无法摆脱窘迫。中国人具备很多令人赞不绝口的素质，尊重律法，仿佛是他们的一大天性。他们素质中的这个因素，究竟是他们制度的结果，抑或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地看到，不管是从天性角度去看，还是从它的教育角度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守法的民族。在谈他们全民族具备的遇事忍耐这个美德之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理论的联系。在中国，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这个重要事实人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地放在心里。尽管一个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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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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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眼光总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难免存在差异，要在这种矛盾的说法中获取正确、全面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学会综合对比，联系考虑。关于孝，孔子在《论语》的第二章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情况，孝的内涵也不一样。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问孔子孝是什么，孔子说：“无违。”从表面意思看来，“无违”也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拐弯抹角，他没有把孝的真正涵义解释给孟懿听。直到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重新提到这个话题时，孔子才趁机解释了一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疑，孔子是希望樊迟能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孟懿，这样一来，孟懿自然就会知道“无违”的真正涵义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的一位儿童，6岁时跟着父亲一起去朋友家做客。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儿童觉得主人家的橘子非常甘甜可口，就顺手悄悄地藏了几个橘子放在袖筒里。告辞的时候，儿童在鞠躬的一瞬间，橘子掉了下来，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但是儿童镇定自若，他立马跪在主人面前说：“我母亲爱吃橘子，我是为她拿的。”这句话从此后流传千古，一直被中国人奉为美谈。西方人则不那么认为，因为儿童的父亲当时是一位朝廷高官，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家庭不可能找不到甘甜的橘子，然而，中国人却把这件事看着了孝顺的典型，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知道为母亲着想，实在难得啊！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这个孩子反应灵敏吗？小小年纪找借口的气魄和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很长的时间内，他都在父母的坟前守孝，极尽孝道之后，他还是萎靡不振，全家也因此背上了一个累赘。不过中国人却对他的这一行为大加赞赏，他们从来不计算后果，履行仪式重于泰山，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孝顺的致命缺陷，还有三个我们将一一为大家阐述。一是，它只对做儿女的提出了一大堆的要求，关于父母的义务却丝毫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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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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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我们不能盲信雅瑟·亨·史密丝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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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拥挤我们多有耳闻，但这种拥挤是中国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因此而感到什么不便，或者说，这种影响的程度很低，根本引不起注意。如果他们带上了一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装备，那么，他们的悲哀将一如我们通常关于他们的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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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怡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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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压榨的理论与实践的这样一本有趣的书,是需要留待一个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来写的。然而,在这个帝国里,这可以说是一种上起皇帝, 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于他们的天性注重实际,因此已经把这个做法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一个人躲不开大气压力一样,谁也逃不脱这个体系。出于这个体系既恶毒又堕落,根本就很难想出逃脱的办法,除非把这个帝国完全重新组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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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人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行善”确实不多见，甚至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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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正确理解了“面子”所蕴含的意思，你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就是打开中国人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怎样做到有“面子”的技巧和造诣，只能望洋兴叹。西方人往往会只关注事实领域，而容易忘记其中的戏剧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面子”犹如南海岛的戒律，具有一种潜在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不过“面子”可以反复无常，当然，它不能简化成规则，它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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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人对待教育一样，他们已经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了。这些繁文缛节都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制定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在西方，只有宫廷和外交往来才会使用那么多礼节。我们西方人心中有一种“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的观念，所以，西方人不会欣赏中国人的礼貌。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西方人认为，把个人的幸福看作是全体人类的幸福，才是一种文明的看法，然而，中国人的礼貌是与这种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同所有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而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出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的需要，才产生了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西方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但是中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人说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中国人认为，有前就有后，有后自然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如同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人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人也走一子”。最后，对手事先告诉对方：“鄙人的士要吃您的卒，走到鄙人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其实一局棋的输赢和说几句客套话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中国人不能给予对手的每一步棋以有礼节性的回应，就如同下棋人事先说出自己的下一步棋一样滑稽可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客套才是真正的下棋，不知道这些客套就相当于无知。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的礼貌，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礼貌一样，都是在炫耀自己懂得怎样待人接物，然后才会考虑客人是否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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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过去我们没发现的却又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中国人做饭菜很少浪费，所有物品及原材料都会充分得到利用。中国的普通家庭，通常都会把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保留下来，以便下次食用，除了一些完全不值钱的食物才会被扔掉。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找到证据，这些家养动物完全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而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着“死亡边缘”。因为节俭，他们会尽量不买现成的工具。完全可以买些“半成品”，因为“半成品”总比成品便宜，然后回家自己加工组装，照样具有成品的功能。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于是现成货也慢慢绝迹了。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改善它。好像任何工作他们都可以白手起家，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复杂，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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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勤劳，通常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可以算做真正勤劳者的人数，而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做事”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勤劳这个整体。要西方人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非常困难。总体上的弊病不言而喻，可是还是有一大批的人只为勤奋，不计较回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各省市也都在抱怨，每一个职位的合格考生大大超过空缺的职位。而各级考场，无论是最低级的考场，还是最高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略微地思考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个考场所花费的心血，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了。很多人一旦通过读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道上奋斗不懈直到成就伟大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读书人这一荣耀称呼。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并且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终于同样在80岁的时候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那些为政府鞠躬尽瘁的官员，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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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那么，这些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难道很过分吗？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宁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四处流浪，也不愿意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我们认为，尽管地方官员确实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至少对于今后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政府的措施是，如果这些官员“安抚”不了这些百姓，那他们就会被撤职，那么，其他官员将接替他们的职位。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本能就在内心里告诉他们，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采取进一步地措施。假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是“适者生存”，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坚忍不拔且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前途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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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就是，他们依靠什么养活了这么多小孩子，我们必须声明的是，不少孩子基本的“衣食”都成问题，换句话说，不管怎样的贫困都不可能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哪个民族能具备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那么，即使处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假如他们饮食得当，营养充足，在生理学和卫生法则方面再多加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坚信，单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可以占领这个世界的主要地区，甚至更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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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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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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