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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看，照料的贬值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它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领域之外，被视为私人的、女性的事务（ England ,2005；弗雷泽，2023)。随着晚近照料的市场化，原先属于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料劳动逐渐外包给市场中的受薪劳动者，但是照料劳动的组织仍然深度嵌入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

吴心越《薄暮时分》0

它不试图提出任何强理论，更重要的是带领读者进入一段时间和空间的阈限，看见一群普通人面对生老病死之时所经历的困境和努力。当生命走向薄暮，一切都摇摇欲坠，日复一日地继续活着、继续照看，构成了道德生活的深层底色。事实上，患病、失能、孤独、衰老、临终，这些都不仅是养老院里的人们所遭遇的特殊境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将亲身经历的时刻，无论作为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因此，民族志的作用也在于产生一种联结，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的粗粝质地，甚至回到饮食、排泄、穿衣、行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触摸真实的身体和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重返自身。【P282】

吴心越《薄暮时分》0

这里的“阈限”具有时间的维度，涵盖了一个人由生向死的生命过渡阶段，由于医疗照护的介入得以延续多年。同时，它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将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整合且限制在内部。【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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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身体机能和心智能力的逐渐衰退，他们重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人的身份，成为“活着的非人”（nonperson）：一名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正常人？一名罹患认知症、到处涂抹粪便的老人呢？一名长期依赖鼻饲、失去意识的老人呢？这些问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当然很容易判断，但照顾者面对的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具体的伦理情境。正如考夫曼（Kaufman，2006）所指出的，认知症的存在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是一种“活着的死去”（death-in-life）和“在死去中活着”（life-in-death），它也在临床实践中左右着生命价值的协商与医疗照护决策。一旦阈限状态下的老人被“去人化”（dehumanization，照护者不再把他们“当真”，就开始潜藏着伤害的危险。正如朱迪斯·巴特勒（Butler，2004）所指出的，暴力总是对“非真实”的生命不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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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贝里斯和希林( Sabelis & Schilling ,2013）曾经批判了工业社会男性主导下线性的、向上的职业轨迹想象，转而提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破碎的职业生涯”( frayed career )，强调其复杂多变和不可预测性。她们认为，应当考察的是性别、阶层、年龄等因素的交织如何形塑女性劳动者充满干扰和断裂的职业生涯。我的研究也的确发现，在阿姨们几十年的劳动生涯中，工作的中断是常态。这受到来自社会变迁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的显著影响，比如乡镇企业崛起、经济体制改革等使得她们的职业轨迹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另外，家庭中育儿、照料的责任也常常让她们不得不阶段性地“回归家庭”。总之，阿姨们在各个职业、工种之间的转换既没有带来向上的社会流动，也难以为她们带来任何一项专门技能、知识或资历的持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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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叙事并非按照依次发生的生活经历或主要角色来组织，而是在反思和描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重新组织和诠释生活中的事件的——将各种矛盾、断裂和不确定性整合到一个可理解的、连贯的时间性框架中，并且重新提炼出具有统合性的结构和主题。这些结构和主题为老年人提供了自我认同的基石，也使得他们在当下的情境中重新解读人生的体验，并赋予其新的意义（Kaufma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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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家庭和社群生活中，由于女性始终承担着大量的情感劳动和照料工作，所以她们更加擅长表达关怀、建立关系纽带、操持日常生活，这也让她们应对晚年生活更加自如。而男性的一生则专注于生产领域，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目标明确、成就导向的工具性活动中。由于更少地参与家庭亲属网络和日常生活领域，男性通常缺乏情感表达、照料他人、维系亲密关系的经验，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在退休之后陷入孤立和意义危机。其次，迈尔霍夫认为，女性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生理上的变化和限制——月经、怀孕、哺乳、更年期，以至于她们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安排必然包含了对身体及其局限性的深刻体察，这让她们面对衰老时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也更能为晚年的体弱多病做好准备。相反，对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人生往往受到"全能身体"的幻觉支配，追求对自我身体和社会世界的掌控感。因此，年岁增长带来的衰弱、失能总是会对他们的自尊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并在接受他人的照护和扶助时感到尴尬和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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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好婆的哀求让我陷入深深地为难，站在她的立场，我能想象这种失能且被约束的状态有多么痛苦和无助。但我也知道，一名护理员要同时照料多名老人，只要有一位老人把大小便沾染在床上就要大费周章，需要几人合力才能完成清洗身体以及更换尿布、衣物、床单、被套这一系列工作，而倘若坠床发生意外，则是更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除了约束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更隐蔽幽微的想法：毕竟这些老人糊涂了，甚至没有清醒的意识，而护理员的感受是更“真实”的，我也因而更容易站在他们的立场看待问题、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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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移动马桶要带上去。”从两个人住的养老区搬到六个人住的护理区，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变小，也意味着个人要放弃代表自我之延展的个人物品和空间范围，老人的人格身份被进一步缩限。虽然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家属都认为失能的老人转到护理区方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照顾，但老人本身往往极为排斥，甚至感到恐惧。“升级”不仅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交关系，与一些更加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相伴，也面临着社会性的进一步丧失。就像一位老人形容的：“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都像活死人一样，自己做不了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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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升级”看作阈限空间内部的又一次“通过仪式”，它不仅反映了身心状况的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从“生活”（living）进入“临终”（dying），从一种身份转换为另一种身份。养老区的老人虽然也有行动不便、视听衰退等问题，但基本上仍然可以维持生活的自主性，因而似乎拥有更为完整的人格身份和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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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化的年龄”也造成了服务业内部女性劳动者的分化。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可以从事各类前台劳动，如接待、销售、收银等，这些岗位需要以年轻美貌的身体展演维系与消费者的互动，进行大量的情感劳动。而年龄较大的四五十岁的女性则只能从事“去性别化”的后台劳动，比如卫生保洁、后厨切配等，大多是脏、累、苦的体力劳动。因此，相较于年轻女性，中老年女性在服务业中的薪资待遇和劳动处境往往更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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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中的照护经验让我第一次直面人的衰老、失能、死亡，并且去感受他人的孤独、局限和苦闷。我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克服”对衰老的恐惧，反而总是在照顾现场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衷，各自的无奈，却又常常加深彼此的跪弱。田野中的这些情感也影响了我的观察和写作，以至于这份民族志显然缺乏温馨的部分，而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日常伦理的困境：情与理的冲突，社会互动的矛盾，乃至照顾中的伤害与暴力。晚近的女性主义和反身性人类学都已经指出，人类学观察者应该接纳、理解自身在田野中的痛苦、困惑和不安，由此激发我们跨越社会差异的边界，进行情感与知识的反思（贝哈，2012；Gillespie and Lopez，2019）。英文中的“脆弱”vulnerable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受伤”和“敞开”两重含义，我们必然因为向他人的祖露而承受着情感与身体受到伤害的可能，但这种敞开的状态也意味着彼此的触动与联结，并由此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反照自身。我因此常常想起《论语》中的一句话，“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矜”这两个字承载的是深厚而内敛的道德情感，是明白了生命中的种种幽暗、脆弱、无可奈何而生发的体谅和悲悯，它让我们超越自身的当下际遇而照见彼此，这或许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被同样的消极和绝望围困，能呈上一柱肯定的火焰。 ———奥登《1939年9月1日》（张定浩，2016：2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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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自己累积了福德，又有一种集体出游的意味。就如钱霖亮（2015）曾指出，社会各界集中开展的来到孤儿院、老人院“献爱心”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慈善旅游”，（残疾）儿童和老人的身体、外形变成独特的“景观”。来访的“爱心人士”付出了物资和时间，却也持续生产着不平等的主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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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艺术团的成员也几乎是六七十岁的年轻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79岁。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团员们都是退休之后才互相结识的，每个星期排练两次，不仅锻炼了身体，也愉悦了心情。正式演出的节目包括新疆舞、越剧、沪剧，以及《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爱你中国》等老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中，台下的老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合唱，热烈鼓掌。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组时装秀。主持人介绍说这个节目展现了老年人的“时尚活力、自强自立”，并表示“60岁开始最精彩”。接着，艺术团的成员以精心准备的发型和妆容亮相，穿着西装、旗袍和各式连衣裙两两一组走台步，展现出一种结伴出行、意气风发的样貌。而台下坐着的大多是行动不再自如，甚至无法在意穿着打扮的老年人。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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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会把那些外人可感、可见的标准作为工作的第一导向，像是环境的整洁、空气的清新、老人的身体卫生等。而照顾过程中老年人内在的感受一是不是舒适、开心，每一天都过得有尊严一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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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代际权力的转移，老年人的地位在伦理意义上被削弱，长辈在家庭事务的协商和决策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而我想说明的是，高龄、失能的老年人尤其容易被“低幼化”（infantilize）。在子女们看来，年老体弱的父母不仅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行动能力，也缺乏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因而他们需要全权代理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安排，包括居住空间、照料模式、交通出行、医疗乃至经济决策等。而华人社会中普遍建立在“直系亲属连保逻辑”之上的法律和社会福利制度，正是这些权利的坚实保障（赵彦宁，205，208）。因此，即使老人不愿意，甚至不知情，只要子女签署了人住协议便可确立既成事实。养老机构的一系列合约规范和管理运作把子女们的“家长权力”进一步制度化。不论平时子代与亲代的关系如何、哪一方更强势，在商业化的照顾场域，子女的主导地位都得到了正式制度的支撑和强化。在她们调研的几家养老机构中，除了正式的人住合同，涉及安全责任的大小日常事务都需要得到子女的评估和许可，包括出入机构大门所需的书面请假条，还有申请夜间不巡房、持有自己的房门钥匙，甚至房间内存放水果刀的知情同意书等。有意思的是，机构的管理人员甚至直接把老人的家属称为“家长”，表示“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希望家长能满意”，“我们需要让家长知道老人被照顾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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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机构环境下，住民的人身安全成为日常工作的第一要务。当家属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时，便默认对方应该担负起保证老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于是机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通常会采取规避风险、任务导向的“消极照顾”，而非强调自主与培力、以主体为导向的“积极照顾”。这在空间设置和日常照顾中便体现为种种限制与保护措施，比如禁止住民们随意外出，甚至不让他们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务。事实上，无论在养老机构还是更广泛的组织场域，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类似的“安全至上”的原则被不断强化。它形塑了我们对于照顾的伦理判断，嵌于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中。这种视活着第一、寿为最善的理念既根植于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也与行政体系的管理逻辑和现代的医疗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被照顾者的个人意志、身体能力、活动空间、生活内容都可以不断被缩限，但他们的躯体生命必须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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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有能力帮助他们照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现在不需要他们付出。我们两个人很健康，工资收入也可以。人都要老，但是你要体谅，不是小孩不孝，而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压力不得了。他们还有自己的家，还要照顾下一代。……他们还在冲刺阶段，我们已经到顶了，退休几十年了。好多人以为老了要依赖子女，实际上这是牵制子女，给子女施加压力，这个观念一定要在我身上改变。只要他们事业、学业有成效，他们的下一代也培养得很好，我觉得这就符合我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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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一点是，一旦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跨越社会距离长时间地待在养老院中陪伴老人，帮忙处理一些微小的事务，很容易就能得到积极的道德评价。老人和家属常常会夸奖“这个细娘难得的”，不像（其他的）“很多小年轻都嫌鄙老人”。相较之下，每天重复着繁重工作的护理员却很少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正面反馈。他们的劳动通常被视为付费换取的理所应当的服务，而那些处理便溺、清洁身体的工作则一次又一次凸显出照料劳动的肮脏属性，强化了他们自我价值感的低下。在一个长期循环着负反馈的工作环境中，护理员便只能以言语上的抱怨和责怪表达他们的嫌恶和自我贬低，而很难自发地产生共情、关爱这些正面的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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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经历也让她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老年的脆弱性。二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得她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不安。由于永安过去严格的生育政策，五六十岁的这一辈农村女性大多也只有一个孩子，她们自己的养老危机或许就是未来10年、20年左右的事情。我在闲聊时也曾询问阿姨，等到她们自己老了有什么打算。大部分人都没有清晰的计划，但普遍表现出悲观和消极的态度，尤其对高度失能、长期卧床的生命状态充满恐惧，她们此刻正在照顾的老人仿佛成了未来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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