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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痛苦的纯粹缺乏永远无法引起快乐一样，意愿也如此，如果它不必克服抵抗，就永远无法获得能力。……“毁灭……和看见其渐成的废墟的喜悦……喜悦处于正在到来的东西之中，它在于未来，在于战胜现存之物，无论这现存之物有多好。”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0

问题在于，同时意愿和不愿的事同一个意愿自我：“是我意愿，也是我不愿，都是我自己；我既不能完全意愿，也不能完全不意愿”——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两个心灵，一个善，一个恶”，而是同一个心灵中有两个意愿在骚动，“把我撕裂”。摩尼教徒为了说明这一冲突，假设了两种相反的本性，一善一恶。但是，“如果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意愿，就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本性，那么就不只是两种本性，而是有许多本性”。因为我们发现，在不存在善恶选择的地方，即两个意愿都被称作恶的或两个意愿都被称作善的，存在着同样的意愿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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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实体”的这种相互规定关系的典范是友谊：两个是朋友的人，就他们与自身相关而言，可以说是“独立的实体”；只是彼此相关时才是朋友。只要他们是朋友，一对朋友就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一个一；友谊不再时他们又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这就表明，某人或某物当它只与自身相关时可以是一，同时它还可以与另一个相关，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两者无须改变它们的“实体”、丧失它们的实体独立性和同一性，就可以显现为一个一。这就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情形：当上帝只与自身相关时保持为一，但在与圣子和圣灵的统一中他就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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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想要如何显现的意义上，行动需要一个事先考虑的计划，为此亚里士多德造了一个新词即“proairesis”，在不同选项间进行有所偏好的选择——选择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这一选择的“archai”，即开端和原则，是欲求和逻各斯：逻各斯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目的；选择则成了行动本身的出发点。选择是一种居间能力，可以说它介入到先前的理性与欲求的二分，主要功能是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选择中的理性要素被叫做“审慎”，我们为之深思熟虑的从来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无人选择幸福，而是为了幸福选择挣钱或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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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因渴望过去而可能影响灵魂，这种怀旧尽管透着悲伤，但不会扰乱心灵的平和，因为它所关注的事我们无力改变之物。相反，意愿自我渴望而不回顾，他所处理事物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其实现无法确定罢了。由此而来的紧张，不同于可能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活动的那种相当刺激的兴奋，在很可能处于骚动边缘的灵魂中造成不安，如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一旦发现意愿和能力不是一回事，这种恐惧与希望的交织就变得不可承受。要克服这种紧张，只能通过行动，即完全放弃心灵的活动；从意愿到思考的转变产生的无非是意愿的暂时瘫痪，就像思考到意愿的转变被思我认为无非是思考活动的暂时瘫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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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殊相的判断——这是美的，这是丑的，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没有位置。判断力不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推理”并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实践理性立法，与意愿无异，而意愿发布命令；它以祈使语气说话。相反，判断力源于“一种纯然凝思的愉悦或无为的快乐”。这种“凝思的愉悦感就叫做鉴赏”，而《判断力批判》最初就叫做鉴赏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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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我们的心灵固定在我们所看或所听的事物上，我们告诉我们的记忆去记住什么，告诉我们的知性去认知什么，在寻求知识时去追求什么对象。……易言之，意愿借由专注首先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吧我们的感觉器官与真实世界统一起来，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把外部世界拽入自身，为进一步的心灵活动做准备：被记住，被理解，被肯定或被否定。……而心灵的这一能力不能归于知性，也不能归于记忆，只能归于把心灵的内在性和外部世界统一起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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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告诉记忆保留什么、遗忘什么；它告诉知性选择认知的对象。记忆和知性两者都是凝思的，因而是被动的；正是意愿使得它们发挥作用并最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依靠其中之一即意愿时，这三者才“被迫结合为我们所谈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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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本身，不只是提出不可解答的“终极问题”，而且也包括不以知识为目的、不已实际需要和实际目标位导向的反思，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样，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所作所为的中断。所有思考都要求停下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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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恐惧是生存不可缺少的情绪；它提示着危险，若没有这样的警示，没有哪种生命之物可以长久存在。勇敢的人不是其灵魂缺乏恐惧的人，或能够一劳永逸地克服恐惧的人，而是决定恐惧不是他想要展现之物的人。因此，勇敢可以成为第二天性或一种习惯，但不是说无畏取代了恐惧，就好像它也能成为一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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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生命物所分得的有限生命跨度，不仅决定了它的预期寿命，而且规定了它的时间经验；它是一切时间度量的秘密原型，哪怕这些时间度量远远地超越了分配的生命跨度而进入了过去与未来。因此，一年的生命经验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有极大的变化。对一个五岁大的孩子而言，一年就是他实存的整整五分之一，与一年时间只是他在地球上生活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相比，显然要长得多。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一年一年时间流逝越来越快，直到老年临近，这种流逝又慢了下来，因为我们开始根据心理和生理上对自己离世日子的预期来衡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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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也不认可这样的意见……人一旦确信某物，就不应该怀疑。在纯粹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灵对此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思考的事业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她每天早晨都把前一天晚上完成的织物拆掉。因为思考的需要从不会因“智者”所谓的明确洞见而平息；它只能通过思考来满足，而且我昨天拥有的思想只有当我想要而且能够重新对它们思考一遍的情形下，才能满足今天的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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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和显现之事在其发生时的意义，唯有在其小时之际才得到揭示；你借以使实际已经不在、已然过去之事呈现于心灵的记忆，以故事的形式揭示了意义。进行揭示的这个人并不涉入显象之中；他无视可见之物，为的是能够“观看”不可见之物。他用盲眼看见并用词语表达的是故事，而不是行迹本身，也不是行事者，哪怕这位行事者的名声将响彻云霄。于是，从中产生了典型的希腊问题：谁变得不朽，行事者还是讲述者？或者：谁依赖谁？是行事者依赖诗人，因为诗人赋予了行事者名声，还是诗人依赖行事者，因为行事者必须首先完成值得铭记的事情？我们只需读一读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葬礼言说，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依然充满争议，因为答案取决于谁来回答——行动的人还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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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词开始的思考过程是不可靠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现在被称作圆形的东西被称为直，而被称作直的东西被称为圆”，而语词，即寻求解释的理性的言说话语，是“虚弱的”；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点指引”去“点燃灵魂中的光亮，就好像跳跃的火花，一旦形成，就自我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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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意识到人类复多性的康德，也会轻易地忘记如下这一点：即便景象始终如一因而令人厌倦，观众却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而对于这场不变的游戏所讲述的东西，新一代观众不大可能得出传统留下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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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所要求的隐退显然与哲学家的隐退截然不同。它不离开显象世界，只是为了凝实整体而从主动参与退到一个特权位置。……所以，旁观者的裁决尽管不偏不倚、不受财富或名声这些利益的牵绊，但它并不独立于他人的观点——相反，根据康德的说法，“扩展的心胸”必须把他人的意见考虑进来。旁观者尽管没有行动者具有的特性，但他们并不是孤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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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心灵活动都依赖于使感官那里不在场之物呈现给自身的心灵能力。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使实际不在之物呈现的能力，是心灵独一无二的天赋，由于我们关于心灵的全部术语都是基于源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一天赋又被称为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甚至无须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当然，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呈现的心灵能力绝非局限于不在场对象的心灵形象；记忆通常保存并且由回忆来处置不再（no more）之物，而意愿则期待未来可能出现但尚未（not yet）之物。正是因为心灵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在场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不再”并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过去，或者说“尚未”并准备好一个未来。然而对于心灵而言，唯有在它从日常生活的当前和急迫中退隐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因此，为了能够去意愿，心灵必须从欲求的直接性中隐退，因为欲求没有反省和反身性，它会神展开去抓住所欲求的对象；而意愿不关心对象，它只关心计划，比如当前或许欲求或许不欲求的某个对象在未来的可及性。意愿把欲求转变为一个意图。最后，判断，无论是审美判断、法律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预设了一种显然“不自然的”、有意的隐退，即从因我身处世界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给定的直接利益的牵连和偏好中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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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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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们所见，康德称之为理性的思考能力，有别于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在于如下事实，即“理性概念用来统握，正如知性概念用来理解知觉”。换句话说，知性旨在把握给予感官之物，而理性想要理解其意义。认知的最高标准是真理，它源于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意义的显象世界，其证据是自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被论证动摇，而只能被其他证据取代。……但这绝不是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思想能力的情形；后者不会问某物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确实存在——其存在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究其存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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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动机如何自我呈现的成败在于呈现给世界的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确切地说，只有自我呈现才能敞开伪善和伪装之路，而区分伪装和假装与实在和真实的唯一方式，就是前者无法持久和保持一致。……实际上，鉴别伪君子的最好方式，依旧是苏格拉底的古老格言，即“如果你想要显现的那样存在”，这就是说永远要像你希望向他人显现的那样显现，哪怕你一人独处只向自己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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