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微信的句子 | 句子抄

格斯坦：在我看来，人们被迫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处理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只要人们被迫做出这类决定，阶级问题、财产问题、社会未来的问题就会成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不能仅仅以官僚主义或集中化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抽象化的过程揭示了您的思维特点，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去政治化的，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阐述，我更加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一—我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阿伦特：这些是所谓大众社会的问题。我说它是所谓的大众社会，但不幸的是事实如此。但现在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使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等词语就比“阶级““财产”这样的词语更加抽象。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提到的所有词语都属于同一类别。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能用这些词语展示某些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词语要么可以揭示——也就是说可以阐明——要么不能。如果您认为，“官僚主义”—这意味着办公室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法律的统治——不具备揭示性，那我认为您真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足够长。您可以相信我：“官僚主义”在今天比“阶级”更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您在使用一系列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在19世纪曾经是揭示性的，而您甚至懒得用批判性的目光去检视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或应该被取代，或其他类似情况。财产是另一个问题。财产的确非常重要，但与您所想的意义不同。我们应该在各地提倡的是所有权——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相信我：这种所有权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么是通过通货膨胀，这毕竟只是另一种对人民财产的侵占；要么是通过高额税收，这也是一种侵占。侵占人们的所有财产—一而不是杀死他们——是“更甜蜜的”。到处都有这种侵占的过程。如果每个人被允许拥有适当数量的财产——不是侵占，而是向财产征税——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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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篇赞词中说：“人们从来都不是在孤独中获得人性，也不是通过把自己的工作移交公众来获得人性。只有把生命和自身付与‘公共领域的冒险’的人，才能获得人性。”①这个“公共领域的冒险”—我再次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对汉娜·阿伦特来说在于何处？阿伦特：公共领域的冒险对我来说似乎很清晰：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而且是作为一个人暴露自己。即使我也认，一个人不能以自我反思的形象在公共场合出现和行动，但我知道人在每一次行动中的表现方式都和其他行为不一样。演讲也是一种行动方式。这是其中一种冒险。第二种冒险是，我们开始做一些事情，我们将自己编人一张关系网。我们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只能完全寄希望于这种观点，主啊，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适用于所有行动，确凿无疑，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种冒险。而现在我想说的是，这种冒险只有在信任他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信任所有人的人性—这种信任尽管很难准确把握，却是最根本的。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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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您的一份个人陈述上来。其中提道：“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工人阶级或其他什么人。实际上，我只爱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其他的爱。”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对犹太人的爱会让我感到怀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①请允许我就此提几个问题。作为有政治行为能力的人，难道不需要与一个群体建立联系吗？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爱？您不担心您的态度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果吗？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人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力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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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我正想问您：您现在用英语写作？阿伦特：我用英语写作，但我一直保持距离。母语和所有其他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我本身而言，我完全可以说：我能用德语背诵相当多的德语诗歌。它们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然现在再也做不到了。我允许自己用德语做一些事，但决不允许自己用英语做。也就是说，我现在时不时也允许自己用英语做，因为我现在变得放肆了，但总的来说我一直保持这种距离。无论如何，德语是保留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也一直有意识地保留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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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阿伦特：一直如此。我思考过，究竟应该做什么。毕竟，发疯的不是德语。其次，母语是不可替代的。人们会忘记母语。这倒是真的。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外语说得比我好。我说话时口音还是很重。我经常说不出习语，而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这种语言时满是陈词滥调，因为当人们遗忘母语时，母语中蕴含的创造力也被切断了。高斯：母语被遗忘的情况，据您看来，是不是压制造成的后果？阿伦特：是的，经常如此。我在许多人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令人震惊。您知道，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1933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知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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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问的是影响力。如果允许我嘲弄一句，那这是一个男性问题。男人总是非常热衷于影响力；但我是从表面来看待这事，可以这么说。让我自己发挥影响力？不，我想理解。而当其他人在与我的理解的相同的意义上理解，那就给了我一种像家一样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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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不是，但人们说得对，思考和行动不是一回事。鉴于我想要思考的程度，我必须从世界中隐退。......您知道，所有现代哲学家都会在作品的某处写下一个相当抱有歉意的句子，即：思考也是行动。哦，不不，绝对不是这样。这么说是很不诚实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事实：这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参与，放弃对义务的允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出自毕达哥拉斯，是关于去参加奥运会的人。毕达哥拉斯说，有些人去那里是为了竞赛，有些人是为了做生意，而最好的人则坐在奥利匹亚的圆形剧场里，是为了观赛。这意味着，那些观赛的人最终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种区别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没有别的，那就以诚实的名义。是的，我相信思考对行动有影响——对行动的人有影响，因为思考和行动是同一个我。但理论没有影响。理论只有通过改变意识才能影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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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因为前辈家图的诗句中已经涵盖了思考中的我的基本经验，我在书的结尾引用了这句话：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加图这句话非常有趣！）这是一种纯粹的、不受任何生理或身体障碍所干扰的体验。但是，当您开始行动的时候，您就在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您不断被自己的脚绊倒，此外您还带着您的身体————正如柏拉图所说：身体总是要求被照顾，让它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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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贝：...........一个世纪前，人们可以赞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从长远来看，真理将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得到认同。但首先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其次缺乏思想的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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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在成为好人的设想中，我的自我其实很重要。在我采取政治行动的那一瞬，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世界。这就是主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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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育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例如，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生委员在这里访问我时曾告诉我，有些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毕业生不知道美国国会是什么，他们脑子里有的只是无尽的数字之争。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不知道奥匈帝国曾经存在过！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海因里希目前也没什么可做，只是试图通过实验慢慢改变现状，至少先在他的学院里。打的名号是：普通人文学科。••••面对这些问题，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头埋在沙子里，但我意识到，很多事都将取决于人们如何做。最重要的是，行动可以防止我们让一切都遵循纯粹的技术。这是非常诱人的，因即使是操作现代生活的设备并使其保持运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5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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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明白的是，权力到底是什公他不理解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东西。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将会产生一种倾向，只要有法律阻碍它的残酷进步，那它就要将其一一废除。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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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在现代的各个共和国，宗教已经成为一个私人问题。而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宗教应该是私人的：不要让这些人进入政治！他们对世界的关心不够！有些人认为世界终有一死而他们自己是不朽的，这些人非常危险；因为我们期望着这个世界的稳定和良好的秩序。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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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思考的人和理论学家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不愿意承认思考是有意义的——是的，他们反而认为只有个人的投入和参与才是有意义的。这也许是整个学科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的原因之一。人们显然不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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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回顾历史时总是认为不可能发生别的，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变量都消失了，现实对我们的影响简直是压倒性的，以至于那些给定的、无尽的潜在可能性也无法纠缠我们。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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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还包括犯罪行为对政治进程的大规模渗透。我要说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不论对错总是以国家理由来辩护的罪行。虽然那些总是例外情况，但我们在这里突然要面对的是一种本身就是犯罪的政治风格。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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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从宪法的精神出发，那国父们当时在想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首先必须保障自己不受多数人的统治，所以如果您认为我们这里是民主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顺便说一句，许多美国人也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在这里实行的是共和制，国父们对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深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健康的政体中应该有多元的意见。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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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判性的思考总是意味着要反对。实际上，所有的思考都破坏了僵化的规则、普遍的信念等。在思考中发生的一切都要接受对其自身的批判性审查。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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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统治阶级允许一个小罪犯成为一个大罪犯，他也没有资格在我们的历史图景中享有特权地位。也就是说，他成为一个大罪犯，他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巨大的后果，这一事实也不会增强他的实力。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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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十诫没有预见到现代犯罪。或者说，西方的传统受到一种偏见的影响，即人类能做的最邪恶的事来自利己主义的恶习；而我们知道，极端的或激进的恶与这种人类可理解的、罪恶的动机完全无关。激进的恶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它似乎与以下现象有关：让人作为人过度流动（不是将人作为手段——这不会影响人性，只会侵犯人的尊严——而是让作为人的人变得多余）。人因为其自发性而具有不可预测性，一旦人们排除了所有这些不可预测性，那么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而这一切反过来又源于或者说关系到人对全能（不只是对权力上瘾）的错觉。如果人作为人是全能的，那么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人应该存在——就像在一神论中，只有上帝的全能让上帝成为唯一。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能使人成为多余。p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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