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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之前，在塞耶斯的观念中，女子接受教育是寻常事。然而此时在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内，女性地位却正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运动人士一直向大学呼吁允许女性在中学毕业后以与男性同等的资格继续接受教育。这一呼吁一旦推行，将极大改变社会现状，因而激起一些社会评论家的极力反对：一部分人以医学为借口，称教育会打乱女性的月事，引起生育系统紊乱；一部分人称女子一旦接受教育，在古典文学的耳濡目染下，将变得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校园里的大龄单身女老师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她们灌输一些“关于感情观念的歪理谬论”；甚至有人称一旦社会大范围雇佣女性员工，可能会引起性别对立的严重浩劫，最终导致种族灭亡。1873年，牛津大学的两所学院承诺为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中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当考试成绩发布，一名叫“安妮罗杰斯”的女学生名列榜首时，学院却尴尬地收回这一承诺，只以几本书作为安慰奖。罗杰斯后来成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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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幻影，为这则被轻蔑的讥笑和紧闭的大门充塞的故事带来了第一缕希望。社会将女性困囿于家室，训诲她们娴静端庄。倘若她们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则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这样的束缚制约着女性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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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弗吉尼亚·伍尔夫 P303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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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盼望的莫过于你能一如往昔，予我最大的自由去摸索自己的路，这样你我将携手踏上未知而风险不定的旅途。当然，你已经赠予我许多欢乐。你我所期盼的婚姻，应当是热烈而生机勃勃的，它会永远鲜活、永远炽热，绝不会像这世上多数婚姻那样僵滞淤塞，从不需费心经营。对于生命，我们真是贪心的攫取者，不是吗？但假若我们能够如愿以偿，那将多么美好！”伍尔夫深知要想在婚姻中脱离传统束缚将面临多少挑战，但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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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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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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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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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接受马格丽委托之后，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学形式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她一直以来坚信作家应当被允许赦免的那些社会责任。她感到自己无法去探知罗杰对家人、对那些风流韵事的矛盾态度，沮丧地写道：“人们怎么用委婉的方式谈论二十位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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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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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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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卡恩旅行奖全球环游期间，鲍尔就曾充满眷恋地对马格丽表达过，自己日后想要回到中国，在那里以“新闻工作和一些零工”为生；她称自己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快乐”。1929年10月，鲍尔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她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建树丰硕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会议在京都举行，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经济地位、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村生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优势等相关问题。会议结束后，鲍尔与一同出席会议的阿诺德·汤因比一起来到了中国，走遍东北地区。两人一起爬长城，参观北京、上海和南京。汤因比当时正在创作《历史研究》，鲍尔则在研究元朝时期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圣诞节时，鲍尔在庄士敦（年长鲍尔十五岁）的樱桃沟的院落待了两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迷雾重重，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信件、日记都没能提供蛛丝马迹向我们揭示这两周的细节。就在这两周之后，鲍尔和庄士敦宣布订婚。没有证据表明这年四十岁的鲍尔曾表达过任何对婚姻和生育的兴趣。订婚双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决定还是一种尝试？订婚如此仓促，是激情使然还是出于双方便捷考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无论如何，亲密故交都远在千里之外，鲍尔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汤因比。第二天一早，失魂落魄的汤因比向鲍尔坦白对她的爱恋，尽管汤因比此时已有妻子—吉尔伯特·默里的女儿罗莎琳德，并且此前从未表现出任何征兆。鲍尔自然是震惊无比，当即以几乎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汤因比，之后又写了一封语气仍然十分恼怒的道歉信：“你带给我的冲击猛烈而没有征兆，我没有任何准备。而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我感到一种疯狂的、没有缘由的念头，想要阻止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话从你口中说出。”鲍尔没有因为个人事务从学术工作中分心，和庄士敦的订婚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1月，鲍尔独自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旅途中为作消遣，为一群中国孩子剪纸人，和一位风趣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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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鲍尔在1928年推出第一个广播节目，主题是“历史岁月中的欧洲”。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艾琳定期向学校中十三岁以上的孩童播放广播内容。（她不愿面向更低龄的孩童制作广播内容，因为她希望能保证“听众真正从广播内容中吸收些许有益内容”。）艾琳和罗达一起推出世界历史系列，为了精心策划一份广播内容，她们会先花上数天时间往返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和梅克伦堡广场家中，然后在餐桌上工作到深夜。艾琳负责准备课件，罗达则负责那些戏剧性的穿插内容；两人再合力编写手册，手册内容包括为教师设立的练习和使用建议、黑板笔记、参考书目以及为《广播节目报》和《听众》提供的相关文章。鲍尔个人的课程涵盖国际历史，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罗马一直讲到当今时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工作作为最后的内容。广播就是鲍尔表达自身和平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她通过广播弘扬的政治理念并未因为广播受众是年幼的孩童而有所淡化，她也从不在政治信念方面妥协。她曾写信给学校广播部的玛丽·萨默维尔，愤怒地指责对方在世界历史宣传册中插入一张标题为“玻利瓦尔和他的将军们讨论安第斯山脉战役”的图片：“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这番话令人回想起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写下的内容：她和周围志趣相投的人“期盼成为世界的公民”，任何其他思维都只能导致分裂和战争。拒绝以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主题的鲍尔反而提出开一门中国历史课程，强调“所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共同贡献，以及东西方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日益增加的交流互动”。这些鲜明立场都是鲍尔致力构建全新历史叙事的例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鲍尔沿类似方向开展学术工作。她开始研究十五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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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鲍尔离开剑桥大学，生平第一次离开欧洲，独自一人踏上了一趟勇敢的旅程，目的地包括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加拿大和北美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鲍尔遍览市集和露天的手作工作室，细细观赏路边的手工艺人劳作，他们有的在精心锻造精致的金链，有的在为色彩亮丽的披巾编织精美的流苏穗带。在印度，她受到本地人的隆重接待，一同参加晚宴的一般有政客、记者和革命家。每场晚宴几乎都只有鲍尔一名女性，她在剑桥大学口袋日记中记录她“享受这样新奇的体验：人们从‘我’的角度来谈论政府弊病”。这期间正值激变时期：印度国内激进主义分子积极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重获民族独立性，亲身深入这一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格外扣人心弦。这年夏天，印度发起新一轮的民族独立运动，国内反响热烈，鲍尔希望尽力去贴近这轮运动的起因，了解相关的方法。12月21日，有一位当地上流阶层的殖民地长官邀请她前往他的俱乐部跳舞，鲍尔拒绝了他的邀请（她对朋友说过，“身在印度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环境，我无法安心做一位享乐的女士”），选择来到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挤在乌泱泱的人群之中。当晚，国大党在年会上宣布采取圣雄甘地所倡导的全面不合作策略，鲍尔成为在场亲眼见证的六位欧洲人之一。在德里，鲍尔以和平主义者、工党成员的身份与甘地短暂会面，两人坐在地板上，谈论各自国家的未来。离开德里，鲍尔一路北行来到开伯尔山口，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与印度、中国这两个巨大市场之间的重要通道。到那儿之后才发现，根据某条英国法规，女性无法从这个通道通过。后来，接待鲍尔的人收到一封边境官员寄来的言辞激愤的信：他们发现鲍尔居然装扮作男性，畅通无阻地通过了他们的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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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里森而言，离开剑桥大学既为拓宽智识兴趣的边界，也促使她思索在学术生活之外应如何度过个人生活、与谁共度。回首过去，她在感情上几番失意：大学时，导师亨利·布彻刻意隐瞒已经订婚的事实，对她格外照顾，致使她误以为导师会向她求婚；之后不久，她同意与古典学者R. A. 尼尔步入婚姻，但尼尔1901年因阑尾炎突然离世。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 D. 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但这不代表哈里森一生之中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感情。事实上，她曾与几位在学术兴趣上志同道合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剑桥大学期间，她和小她几岁的同事弗朗西斯·康福德一度非常亲近，但在他1909年宣布与弗朗西丝·达尔文订婚之后，两人关系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络。康福德结婚后，哈里森更是再没提起对他的感情，身边的朋友也会自觉回避这一话题。从文件中一些隐晦的描述可以勾勒出两人的感情脉络：一同工作时的“美好幸福”，纽纳姆学院令人不安的流言，还有他那封信带给她的悲伤：他以正式而疏离的语气写道，她是一位如同母亲一般的导师，指引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对此有多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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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授予女性学位的申请于1897年，也就是哈里森回到纽纳姆学院的前一年，以失败告终，当时，气势汹汹的校友和一支乡村牧师队伍（根据某项古老的校园条令，他们保有投票权）受到指令，被要求投反对票。1921年10月，为女学生授予荣誉学位的妥协性提案依旧遭到学校拒绝。投票结果出来后，一群男大学生聚集在纽纳姆学院门口耀武扬威，故意毁坏学院大门。剑桥的抱残守缺让哈里森愤怒，她决定不再容忍，离开校园这个“让人在蝇营狗苟中思维僵化、精力耗尽的地方”，去新的地方追寻智识上的兴趣。与其留在剑桥做二等公民，倒不如寻找一种崭新的、允许挑战传统、实践新设想的生活。战争爆发以来，哈里森不再将目光专注于古代宗教，转而对更为广阔的人类心理方面产生了兴趣：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到俄国文学，从语言哲学到现代艺术。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是时候放弃一本正经的学术生活，去国际都市翻开全新的一页了！那里将有蓬勃发展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会欣然接受全新的理念。1922年，哈里森前往巴黎，三年后来到伦敦的梅克伦堡街11号定居。动身之前，哈里森将所有纸质文件付之一炬—一同抹去的还有她过往生活的全部痕迹。我们无从得知，这把火究竟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一富有戏剧意义的毁灭姿态，足以确保哈里森在重塑生活之时不受任何过往生活留下的物件羁绊。好友送给她三百二十五英镑和一封写着鼓励之语的便笺，纷纷与她告别，庆贺她胜利重生。所有同事集资买了告别礼物，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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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成时住在广场的女性，都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创新了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变革：她们拒绝受限于女性身份，致力寻找一种不同的、以自身创造活动为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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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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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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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850年的哈里森，在几十年间经历无数挫折、几次三番被学术殿堂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成为第一个具有专业学者地位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申请的学术岗位先被授给了男性同辈学者，后又授给了这位学者的男学生；一直到近五十岁回到纽纳姆学院，她才找到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环境，这里给予她认可，给予她充足的时间和薪酬去完成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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