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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营地绕了一圈，下面的树林中，一个工作人员正用机器把落叶吹离步道。空气里是新草的气味。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这里总是被照料得很好。在这里，“不变”似乎也是一种承诺。就像点名广场地上那个不锈钢纪念碑，它被永久加热，不管天气多么寒冷，总保持37℃，也就是人体的温度。我喜欢这个想法，也试着触摸了一下纪念碑，就好像触摸到了心跳。

杨潇《另一个国度》0

战争结束后，是女性率先承担起了清理废墟、收拾残局的任务，同时也是她们，在战后困难时期，创造性地利用战争物品，对生活缝缝补补。他指着身边的展品，给我们一一展示，它们的确令人难忘：头盔做成的碗勺、手榴弹做成的打蛋器、降落伞做成的漂亮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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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想象，千百万人的命运竟会系于一个人的鹰钩鼻子或蛇芯子般的舌头上。当然，社会条件起着巨大作用，然而在纽伦堡所谈到的那些事件是否能仅以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来解释呢？我们的同时代人精确地知道射往宇宙的卫星运行的轨道。但我们还不知道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道”。 “法官们倒不难断案：犯罪的事实俱在。但我们这些作家却想理解另一件事：这些人是怎么变成了能够干出人们所谈到的那一切事来的那种人，别人又怎么能够绝对服从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们想搞明白，但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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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种种，经历了一一破灭的虚假希望后，我以为自己会越来越厌恶幻觉，结果却越来越体谅它。我偶尔会对自己说，有时候，相信只是一种选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位叫卡尔•施诺格的囚徒在1943年创作了一首以 “Jedem das Seine”为题的诗歌，他在诗中对党卫队喊话：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而我们将重获自由，而后拥有正义，向你们报仇。在当时，相信自己对“各得其分”的解读不也是一种选择吗？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生活就是变化与无常，如果一切都会消散，那么此刻选择相信，你就生活在了这个相信的世界里，这个“此刻”是算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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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开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不断的练习，练习去对抗那种深藏于我们内心的原始部落冲动，练习去对抗那种让人闭嘴的冲的，练习去对抗那种简化问题并寻找单一解决方案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纪念碑与反纪念碑的对话和交锋，以及挤思·罗威的“意见的自由市场”立场，可能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不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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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在《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一书中，学者杨·T·格罗斯这样写道，“服从于…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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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的是，身份与记忆好像总是和情感绑定着，有谁不需要归属感呢？而理性与历史则需要费力而不讨好的反思，需要批判精神，需要戳破那些温暖的泡泡，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真相时代，天平似乎正加速往前者倾斜，这是人类某种出厂设置决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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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是天生虐待狂就好了，我想，这样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可惜，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前也是理想主义者，这才是整个故事最可怕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毕竟，连掌管斯塔西长达30年，被称为“恐怖大师”的埃里希·米尔克也曾是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一员，奔赴西班牙为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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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某种“扰乱”（disruption），而且说到底，谁又能说，冯内古特的那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不是真相一种呢？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叙事都会产生后果，并且为未来的走向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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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很快接到国内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微信，经她提醒，才知道今天（2024年9月25日）是雷马克的忌日。这是旅行不可多得的妙处：走着走着，你就听到历史轻轻叩响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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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总是不甘心，总是觉得，像2015年那种特别时刻，那种被激发出来的普遍善意，那种洋溢着的欣快与自豪一所谓民气，总归可以沉淀出来一点什么吧？某一个傍晚，我和历史学家罗新走在街道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沉淀不了什么，但它提醒人们，一且条件具备，它会再次出现”。等到那个时候，历史会焕然一新，充满启发且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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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道德直觉有健康的一面，譬如你看见一条蛇，条件反射告诉你要逃走，这是有可能救命的，”莱奥说，“但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头熊呢？条件反射让你逃走，这只会让你更危险。我在阿拉斯加住过几年，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如果遇到了熊，保持冷静，举起你的双手，冷静地、慢慢地对熊说话，告诉它，你不是它的威胁，一边看着它，一边一步一步慢慢往后退。这不是条件反射，这是知识。作为一种道德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条件反射、道德直觉、情感，和后天习得的知识。反思微某种结合，是条件反射与反思的结合，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道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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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找到了他满意的答案，却感到意气消沉。“任何社会都有权迷心窍的人物，狂热分子无处不在。每天都有毫无正常人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大街小巷上走着。患有潜在的精神病的人更是随处可见。在纳粹德国，区别仅在于，这些人不是在社会的边缘发挥作用，他们主宰着社会。”这答案如此真实，也如此令人绝望，部分原因大概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它也符合我们对某些沦为仇恨言论发酵场的公共平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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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说，他能感觉到德国社会这几年的变化：人们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说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并且这种不满的感觉在增长。A认为这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有关，但这种不满的感觉和实际发生了什么没那么相关，重要的是，社会（对难民涌入）有了负面情绪，而政治正确的观念阻止了人们去表达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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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德观念的水位开始上涨，社会对待过去的整体态度有了根本性变化：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聚焦于民族国家的成就与胜利以激发民族自豪感、选择性地遗忘不利因素，转向直面过去并反思负面遗产——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一系列纪念馆出现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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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德国占领军的分布其实相当稀薄，因此他们需要大量当地人的合作，才能完成针对犹太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残酷政策。当地人与德军的合作出于各种动机：反犹主义，获得工作、食物或者被劫掠犹太人财产的机会，急于向新统治者表忠心，以服从避祸，借德军之手报复苏联占领时期的压迫者，民族主义者希望借此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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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纳粹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森林神话（他们将日耳曼种族的特殊性归因于森林，只要有机会，希特勒、帝国林业部长戈林以及希姆莱就会以森林为背景拍照留念），但似乎森林逃脱了这种污染，被德国人持续热爱。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驱魔人”的努力，也许是因为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开展大规模的造林运动，尤其是种植那些能够快速生长的杉树，以供应重建所需木材。“二战”后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德国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被森林覆盖，全境有9000亿棵树，平均每个德国人有1000棵树？。也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酸雨造成的森林死亡（Waldsterben）曾经持续占据德国媒体头条。说到底，一个民族不能只有负面的历史记忆一后来A的同寝室同学的硕士论文专门写过这个话题：关于德国历史的正面记忆，他们还可以认同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森林。“也许（森林）是一种我们仍然可以紧抓不放的东西，也许是我们仅剩的一点点正面的东西。”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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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曾经被许多人引以为豪的“德国制造”，开始腹背受敌：从前，攻击它的主要是保守右翼，从“鸟屎论”到“耻辱纪念碑”，如你所知，他们想要忘掉过去，拥抱更积极正面的民族认同，不想再赎罪了，不想再背负耻辱与黑暗的过去了；但如今，进步左翼也开始攻击记忆文化，说它过度聚焦纳粹历史，遮蔽了德国犯下的其他历史罪行一比如殖民主义，德国1904年在纳米比亚制造了种族灭绝，直到2021年，德国外交部才发表声明承认这一罪行。美国左翼学者德克·摩西（A.Dirk Moses）在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文章《德国教义》（The German Catechism）"里，批评记忆文化已成僵化教义，德国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已经变成了自我感动的救赎神学。到了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德国更处于异常尴尬的位置：基于大屠杀的历史，德国一直将以色列的安全视作自己的“国家理性”，对“反犹主义”格外警惕一这被很多人批评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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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立场视作“自然”和“正常”，无法与变化相处，进而把自己的失望、身份危机投射在他者身上一你看看德国和西方变成了什么样子！基督教价值观不受重视，女人们一味追求自我实现不管家庭，沼泽毛茛和野兔的生命权比人类还重要，国家抢走了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把它送给那些偷懒甚至危险的移民，而自由派媒体还不断制造谎言为他们说话。“我们的问题是你们（造成的）！” 左翼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辩证法（比如，对剥削者说“不”，但对他们的教育理念说“是”）与人文主义，同样以敌我二分法来思考问题，把一切都按照身份与权力来划分，随时举起道德大棒——在德国，这往往意味着指责对方是“纳粹”或者“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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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尼文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德国纪念文化，他对此很不爽：“在记住流亡者方面，德国人做得并不好。总有一种观念，觉得那些流亡的人是幸运的，他们至少有办法离开德国。德国人记住了大屠杀，记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未必能记住自己家旁边，那些在1934年、1935年因为雅利安化的推进，不得不放弃自己家园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因为这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我称之为‘你家门外的奥斯维辛’一发生在你家门外的歧视、驱逐，甚至死亡，1938年之后，德国犹太人的自杀率很高。这和国防军问题有一点儿像：都和当年德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德国人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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