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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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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人），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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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但战争对时间的影响，就像括号对文本的影响一样，当一个人恢复正常生活时，有时候感觉就像是中断之前的延续，所以即使带着战争的伤痕，你还是会突然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当那两个人在我们的作者资源库以及在我的生活里新鲜出炉时，日子正充满了惊奇、娱乐和欢愉的味道。到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这种感觉似乎很奇怪，但确实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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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太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人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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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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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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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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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他和杰姬这一对儿之后，我们似乎就无话不谈。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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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段像他们这么长时间的关系，一定会起起落落，在卡莱尔街的日子里，安德烈就发生过两次被嫉妒左右的情况。就我所见，两次都没什么充分的理由，当然，如果实在要找，也不是找不到。因为这两次，除了崩溃成快融化的悲伤果冻外，他还连续很多天都无法思考，也无法讨论其他任何事情：“发生这种事，你怎么还能指望我考虑印量的问题？”考虑到他一向对别人工作投入度的要求，这真的很难接受。他连续好几个晚上都致力于所谓的“开车兜风”，这其实意味着某种“间谍”活动，还坚持需要有人陪他“开车兜风”，没完没了地在他认为她可能会出现的餐厅周围转来转去，如果没能在她必经之路上抓住她，他就会去他怀疑的情敌居住的街道上开着车来来回回，希望（或害怕）看到她的车停在那里。但其实他从没找到过她的车，否则我早就知道了，虽然我很快就“罢工”不去陪他兜风，觉得这行为既恶心又无聊，但总有其他不情愿的人们接替这份工作，于是我就会不断听到关于每个晚上发生事情的详细报告，伴随着痛苦的抱怨。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必须倾听呢？如果是现在，我自然很快会找到办法，摆脱这种极度无聊的煎熬，但当时我觉得，作为朋友就应该倾听……我想，一定程度上这并不错，但是，想要在真正需要同情和贪婪的自我放纵之间划清界限并不容易。我能够也确实做到了划清界线，但我觉得安德烈没办法控制自己，一定会越线，所以我必须忍耐。我还记得自己有一次特别不耐烦，但还是想着：“坚持住，别发作，要是他知道我的真实感受，我们的友谊还怎么持续？”然而最终，情绪还是粗暴地爆发了，但不是我，是安德烈不耐烦。大约就在他经历那场嫉妒心大发作，也就是尼克崩溃之前，我爱上了一个男人，当对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就鼓足勇气告诉我他并不爱我。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诚实，因为经验已经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心碎的事实，我也知道没有希望才能最快治愈。错误的善意哪怕让我抱有一丝希望，我也想抓住它，于是痛苦就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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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怀着深情记起的“方钉子”，我将称她为“露易丝”，是安德烈从纽约挖来的。当时她的工作是给蒂芙尼的商品目录撰写文案，安德烈一眼相中她就是应该管理编辑部的人：不是干编辑的活儿，而是组织编辑们干活儿。安德烈一直有个梦想，梦里有各种程序和挂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一本书从打字机到印刷机的全部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作者忽然有了个新想法、编索引的员工患“流感”倒下了，或版权持有人不回信，等等。而露易丝——即将治愈这些问题，为他实现梦想。但我们无法预见如此幸福的结局，只能心怀恐惧地等待她的到来，他是这样宣布的：“你们都必须绝对服从她。连我也会服从。”乍一看，她确实有点令人担心，但这只是因为她太时髦了。她身材苗条、骨架窄细，着装让人嫉妒得发狂——就是优雅的纽约人爱穿的那种休闲服，简单到你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知道它们很贵。她那惊人的沉着和自信并没有妨碍她的魅力，第一天我带她去吃午饭，对她的态度已经比想象中热情。确实，还没有吃完第一道菜，之前在我心里响起的警报就消失殆尽。露易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她为什么接受安德烈的提议。她在纽约遇到了肯·泰南（泰南在那里比在伦敦更有名，无论是作为戏剧评论家还是他的个性都声名远扬），疯狂地爱上了他。当他动身前往伦敦时，她身无分文（她是怎么弄到这些衣服的？），不可能跟他走，所以一直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间，天上掉下了这个机会。我会不会觉得肯会介意呢？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个，这个，这个，还做了那个，那个，那个……想必，那一定意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事将愈演愈烈……或者，我会不会觉得她大概不够明智？我跟泰南的距离，从来没有短于酒会上房间的两端，但也不可能没听到过那些关于他的传言，这些传言让我确定她确实非常不明智。我已经预见到未来收拾战场时的狼藉，但那一天，我主要想的是愉快地确认，这个迷人的傻姑娘永远不可能管理任何事，甚至她命中注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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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安德烈高超的求生技能里，有一个很可爱但会导致不便的弱点。他最初来英国是因为他喜欢“来英国”这个想法，还在布达佩斯读书的时候，除了拉丁语，他必须从德语和英语中再选修一门语言，因为受到一位自己爱戴和敬仰的叔叔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随后就发现很合自己的意。他当时选读的书一定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书给他留下了关于英国的“浪漫”印象，比如英国人以诚实可靠著称，主要都是些英国绅士，虽稍显滑稽但相当有魅力。我敢肯定，他四处撒网找人为他的出版社投资时，如果网住的是匈牙利同胞，他必会坚持与他们签订一份完整的商业合同；但他每次网住的都是英国人，浑身散发着祈祷必会回应之光辉的英国人，因为观者的先入之见，这光辉还辐射出一圈粉红色的晕轮。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但情况确实如此，安德烈和这五个及时雨之间，每次都仅有一份“君子协议”。你甚至不能说它不值写它的那张纸，因为根本就没有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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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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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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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槽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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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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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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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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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在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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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诗人会以怎样的方式认识自己的身份，对杰弗里来说，他就是自己诗人使命感行走的证据。生活对他而言似乎比对大多数人更为困难。有一次他讽刺地而不是骄傲地告诉我，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做点自己热切想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他去做，便不再受苦，他就可能再也写不了诗了。他写的散文似乎也证明了写诗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存在的理由，这些散文如此笨拙不自信，让我想起一只离水的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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