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硅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盼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侧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一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 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