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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1219年夏，成吉思汗正式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蒙古西征，这一年是金宣宗兴定三年……蒙古帝国的左右翼各千户、西道诸王所部、投降蒙古的汉军和色目军，几乎所有精锐部队，无不倾巢而出，随成吉思汗西去。 ……早在两年前，平章政事胥鼎就提醒过金宣宗：近年不见鞑靼大举入侵的动静，很蹊跷，要么是北还之后需要休养，要么就是北方草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比如遇到了外敌，“别部相攻，未暇及我”。 这是命运，或者说，这是世界历史留给金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金宜宗真是“中兴英主”，大可以趁蒙古人在遥远的中亚浴血苦战的时候，对内整顿吏治和财政，对外以南京为中心，积极调整和部署国防。再积极一点，可以用心经营河北，收复蒙古人一口吃不掉的失地，至少也要把敌人拖入地区混战的泥潭，使之无暇西顾，搞什么迂回包抄。 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
    《隳三都》
    在北边的中原战区，成吉思汗西征前，任命在野狐岭战绩卓越的木华黎，以“国王”的称号统军北方，还授予他象征大汗威权的九尾白纛。不过……麾下……总人数虽达十万，蒙古军却只有四分之一，远远比不上西征的左右翼主力和成吉思汗亲率的大中军。而他必须突破的，却是金朝南渡后最大的倚仗黄河—潼关的山河之险。 为了给木华黎国王进一步制造麻烦，从兴定四年（1220年）开始，金宣宗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河北、山东、山西，推行“九公封建”，将趁乱而起的几大地方军阀头子，先后封为公爵……都兼宣抚使，加银青荣禄大夫的散官，又赐号“宣力功臣”。至于其他那些小军阀，金朝也一概授予不同名分，承认他们是“义军”，借此干扰和阻滞蒙古人彻底征服和消化这些地区。郝经描述当时的河北是“豪杰哄起”： 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回。 于是，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至元光二年（1223年）前后，蒙、金之间的北方战争进人一个难得的相持阶段。木华黎辗转于河北、山东、河东和关陕地区，一边与金军作战，攻 城略地，一边收编大小制据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差在临门一脚。 元光二年三月，木华黎连攻长安、凤翔不下，累死在闻喜县（今山西闻喜）。 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南京城内的宁德殿病逝。 再过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大举进攻西夏，不久也重病身故。 蒙金战争的下半场，也是真正的大戏，帷幕正在缓级拉开。
    《隳三都》
    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金军的王牌是重骑兵，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金军的基干编制是谋克（百户）、猛安（千户），这是从部族演化而来的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插图]初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插图]这个看法有道理。蒙古军队也是骑兵，不过主要是轻骑兵，需要专门的仆役（多是奴隶）照料备用马匹（kötöl），这种助手称为阔端赤（kötölchi）。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隳三都》
    面对更加强悍的蒙古，金朝的表现比当年的北宋要强。南宋配合蒙古攻陷蔡州后，金朝的临时宰相张天纲被南宋将领俘虏，很快被锁在囚车里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知府薛琼负责审问他，开口就讥诮：你这个亡国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昂起头回答：“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徽宗、钦宗）何如？”一句话便让在场的宋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薛琼大吼：“快来人，赶紧把这人拖下去！” 这出悲剧的结局，更让人有些回味。从战争的废墟中爬出来，刀下余生、惊魂未定的前金朝子民，不少被吸纳进入了蒙元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有人由此成为帮助奠定一代制度规模的人物，还有人对天崩地裂后中国文化价值的保存和重建，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历史影响，当然，还有更多被那个时代践踏、侮辱和损害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姓名。
    《隳三都》
    贞祐三年（1215年）春夏之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文人和武夫、官吏和间谍…无数不同地域、族群、身份和职业的人们，在黄河上下的各处渡口汇聚起来，匆匆擦肩而过，又各自奔向全然不同的命运。
    《隳三都》
    崔党要立的这块碑，叫作《功德碑》，自然要歌颂崔立开城投降的“功德”。王、元二人目睹崔立杀二相、选民女、括金银、剃发易服…种种倒行逆施，将来必定遗臭万年，所以不愿应承，又怕得罪人，“立见屠灭”。 ...... 石头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负责写字的人，只管字体妍丑，不涉及什么是非、曲直、褒贬。所以，最苦恼的，莫过于负责撰文的几位：写得好，名节何在？写不好，杀身之祸立至。写得不坏不好，会被当成感恩不积极，照样有杀身之祸…他们顾虑重重，矛盾百出。最后，不管怎么样，根据记载，碑文肯定是写好了，还有人受了奖励。 儒家文化精英（士大夫），允许利用自已的专业知识，比如，写文章的技艺，来为明显欠缺合法性的统治者（僭主）服务吗？哪怕是在暴力胁迫之下？ 传统伦理的标准回答是：不允许。 ...... 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
    《隳三都》
    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隳三都》
    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官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隳三都》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 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 一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隳三都》
    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四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一“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
    《隳三都》
    蒙古骑兵擅长机动作战，大可长途奔袭，包抄迂回，深入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发动迅猛突击，寻找合适的时机与地形，在野战中歼灭金军的有生力量。 初兴的蒙古骑兵，以掳掠为资粮，本无固定的后勤补给线，沿途那些难啃的坚城险隘，特别是首府城市，不妨暂时甩到侧翼或背后。散落各处的小城小堡，防御薄弱，往往迅速沦陷。这样一来，野战军被歼，主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被切断，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主城，散布恐慌心理，造成了严重物资短缺，主城陷落也就指日可待。后来，蒙古西征花刺子模时，对这种战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大获成功，多半要归功于在对金战争中的磨砺。
    《隳三都》
    最令人恐惧的灾异，出现在这年的三月。中都的北城区有一座唐代留下来的著名佛阁，辽代称为“护国仁王佛坛”或“千手眼大悲阁”。从去年底开始，这座大悲阁就出了怪事阁前立着的幡竿的石头基座下方，忽然窜出二三尺高的火焰，只要人一靠近，火焰就消失不见，一连十几天。终于，在三月六日（戊午）这天，大悲阁内忽然冒出烟雾，顷刻间，烈焰就吞噬了整幢建筑。 卫绍王完颜永济从宫城楼台的高处，远眺大悲阁腾起的火光和浓烟，忽然记起，大悲阁的匾额是唐代书法名家虞世南的手书，珍贵无比，连忙下旨：负责城防的武卫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火，至少要把匾额抢救出来。无奈火势实在过于猛烈，朝野上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虞世南的榜书墨宝、无数珍稀木材构建的佛阁，连同周围的大片民居，一同化为灰烬。
    《隳三都》
    最希望迁都的，莫过于皇帝自己。在他看来，中都左右是守不住了。其一，近代以前的北京（中都），确实有某种特殊的战略地理优势。金元以降，论兵者大都赞不绝口，什么“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什么“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什么“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云云。山但是，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一个强势政权说的。如果这个北京政权，不幸处于中衰阶段，北方又有更强悍的武力压境，结果会如何呢？那就好比清朝兴起前的明朝了。
    《隳三都》
    本来，朝廷南渡，中都沦陷，“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 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河北地区前一年饱受铁骑蹂 躏，人丁锐减，耕种失时，又得不到外来接济，俄殍遍野。在 朝野一片声讨之下，金宣宗只得暂缓执行第二条禁令，允许商人自愿贩粮人北，但是，一石粮食，过黄河时要扣掉十分之八，充当军储。侯挚等人指出，商人重利，政府加收如此重税，“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劝宣宗不要强分南北，见死不救。朝廷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禁令。“河禁”显示，南京政府并不在乎河北百姓的死活。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民纷纷扶老携幼，南下求生。守备河桥的官吏趁机大肆敲诈勒索，“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难民“至或饿死、自溺”。B 在黄河渡口前焦急等候的，有曾经的富足之家，如今不惜倾家荡产，换来一张穿过浮桥的通行证。但是，无数子然一身的难民，只能跪在冷漠的官吏和守卒面前，苦苦哀求，得知无望之后，大哭而去。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再碰碰运气，或者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各处渡口附近的难民营里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疾疫肆虐，“死十七八”。
    《隳三都》
    在早期的蒙古征服观念中，缺乏一套复杂而兼容的政权间（inter-polity）关系概念。蒙古帝国外部的政治势力，要么选择“投拜”，与蒙古统治者结成各种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要么就是敌人（yaghi），只有被彻底毁灭。可是，一旦某个势力感觉，这两个选项都不怎么有吸引力，蒙古人送来的不大像是“谈判条件”，而是“最后通牒”，那么，在没有外交豁免权的时代，最先遭殃的必然是蒙古使节。在当时的亚欧大陆，这简直是一种普遍现象。
    《隳三都》
    白居易有几句千古传诵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儒家圣人周公旦，因为管叔、蔡叔污蔑他有不臣之心，遭到周成王猜忌；王莽没有篡汉之前，王氏外戚已经权倾朝野，他却总是一副文雅低调、礼贤下士的面孔。如果他们的生命就此结束，周公的历史形象或许是个贰臣，王莽则是个贤臣。崔立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在整首诗的开头，白居易是想说，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鉴别玉石真假，须在火上烤足足三天；木材就更长了，要七年。 凑巧，崔立一夜之间从“人民救星”堕落成“嗜血魔头”，正是从政变的三天后，就是正月二十七日开始的。
    《隳三都》
    此刻，蒙古帝国的主人大汗窝阔台，依然留在数千里之外的草原中心一 即将成为新帝国首都的哈刺和林附近。大汗带着宫廷四季迁徙，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春天在迦坚茶寒之地放鹰，夏天在月儿灭怯土的金色大帐中避暑，秋天在古薛纳兀儿的清澈湖水边斋戒，冬天到汪吉的木栅营地围猎野兽。山“世界的合罕”徜徉于美酒、音乐、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汉人的“中原”），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隔着城墙遥遥对视的壮观场景，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
    《隳三都》
    南宋军队的司令官孟珙（湖北人），祖上参加过岳家军，他和父亲孟宗政，长期在荆襄战区同金军进行小规模战争。孟家的嫡系部队“忠顺军”，主要募自河南南部的唐、邓、蔡三州的青壮。2因此，来援的这支南宋军队，堪称金人的老对手。孟珙精通将略，经验丰富，更妙的是，他对蒙古人那一套礼节也非常娴熟。塔察儿派了三名亲信兔花试、没荷过出、阿悉，先期迎接宋军。孟珙身为一方总帅，却放下架子，带他们一起射猎，夜里点起篝火，围坐帐前，用匕首扎着滋滋流着油的烤肉，互相送到嘴边，大嚼大饮(“割鲜而饮”)。等见到了塔察儿，蒙古大帅亲手给孟珙斟上马奶酒，不住夸赞他：“你杀得武仙，好！”据说两人还结为“安答（兄弟）”。
    《隳三都》
    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 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唱挽歌。一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吟唱的波斯诗句
    《隳三都》
    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山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口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并非训练有素，沉着冷静，要么就是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于是，蒙古军率先抢占了野狐岭北的山口獾儿嘴，双方激战竟日。 当天日头偏西，金军将帅正打算就地扎寨防御。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蒙古军左翼万户木华黎对成吉思汗说：“敌众我寡，不豁出命来厮杀，恐怕不易取胜！”成吉思汗额首。木华黎说完，便带着最精锐的拔都军，一手擎着自己的旗帜，一手挺着长枪，大喊着冲入金军阵中，成吉思汗率主力压上。 木华黎一马当先，他的军旗是洁白的底子，上面绘着一弯乌黑的月牙。这个“策马横戈，大呼陷阵”的勇士，后来成了中原战区的总指挥官。此后十余年中，野狐岭的血色残阳映照下的黑月标志，将是金朝军队挥之不去的噩梦。 木华黎率领死士冲向野狐岭北的金军大阵，很像在滑铁卢战场上，“勇士中的勇士”内伊元帅（Michel Ney）奋不顾身率领五千名法军重骑兵，冲击圣让山上的英军阵地。那同样是日落之前决定胜负的一刻。不过，成吉思汗远比滑铁卢的拿破仑幸运，他的“格鲁希”（Grouchy）准时到达了战场一据《大金国志》说，当时，有一支蒙古军悄悄迂回到了金军侧后，配合木华黎发动了突袭： 大军（蒙古军）乘国兵不备，出谷冲突，又调一军转 出其后。四 金军忽然腹背受敌，败如山倒，“死者蔽野塞川”，波斯文史书《史集》也说：“...
    《隳三都》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何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面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山（美）欧阳泰著，张孝铎译：《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第73一84页。
    《隳三都》
    若是请一位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军事评论家，比如，与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齐名的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将军，替金军统帅部分析一下敌军的计划和对策，他大概会以蒙古三路大军的核心目标南京为原点，以南京至河中或邓州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周。圆上的中心C点代表南京，D点代表关一河防线后的金军重兵，与C点连成直线便形成90多度角的A、B两点，分别代表蒙古中西两路大军。接下来，这个欧洲人会告诉金军统帅部：相对于分散的独立行动的A、B两支蒙古军，金军C拥有“内作战线”或中心位置（la ligne interieure ou centrale），也就是一支军队对抗两支及以上敌军应该采取的路线。凭借这一优势，金军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和集中全部兵力，趁敌军各部尚未集中之前，连续、逐一击破他们。所以，如果双方兵力不悬殊，“一切中央或内线的位置，总是要比外线的位置（按：比如在金军两翼作战的蒙古军）有利”(（法）若米尼著，刘聪、袁坚译：《战争艺术概论入第76一81页。法文，版见Antoine-Heri Baron de Jomini：Precis de art de la guerre（l830）p80—87)
    《隳三都》
    枢密院作为中央军事机构，首先要为皇帝决策服务。正副长官（院使、副使、佥院、同佥）以下，重要僚属有两种：一种叫“奏事官”，负责机密信息的上传下达；另一种职务叫“备顾问”，一旦皇帝问起“军马粮草器械、军帅部曲名数、与夫屯驻地里、厄塞远近之类，凡省院一切事务”，得找个明白人对答如流，否则“辄以不用心被谴”。这个专业岗位，囊括了现代军队的后勤、装备、情报、兵要地志、作战等所有方面，虽然很不科学，毕竟有点类似今天的总参谋长。白华就是金哀宗的高级“顾问”。他的委任状上写着：朕不用你带兵打仗，但是，“军中纲纪、发遣文移、和睦将帅、究察非违，至于军伍之阅习、器仗（杖）之修整”，你都要管起来。白顾问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头脑也敏锐清晰的难得人才。白华觐见金哀宗，提出了他的作战设想： 为今计者，与其就汉（水）御之，诸军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径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汉军马（拖雷军）必当迟疑不进。在北为投机，在南为掣时，臣以为如此便。换句话说，不妨利用时间差，集中兵力，先去A点击败河中的敌军。一旦成功，西路军从B点的迂回进攻，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金哀宗欣喜地问：“此策，汝画之？为得之他人？”非常倾向这个方案。很快，合达从前线送来密奏，也建议先对付中路军。没过多久，在白华的坚持下，金衰宗又将合达召回，让颜线将领和参谋们召开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方案。众军官围坐在沙盘边上，白华屡次举起合达最初的密奏示意，“竟无一先发言者”。会场寂然良久，最后，蒲阿说：“且勾当对付）冷水谷一军何如？”合达只说了两个字：“是矣”会议便不欢而散。 会后，他们在御前向金哀宗解释：军情瞬息万变，“河中之事，与前日上奏时势不同”，又无人敢对这个孤注一掷的方案负责，“议遂寝”。二帅返回阌乡，象征性地领兵出冷水谷，遥遥声援了一下即将沦陷的河中。山就这样，出于怯懦，或出于颟顸，又...
    《隳三都》
    十二月十七日，蒙古军开始在光化横渡汉水。十数万金军，便在距离岸边不远处，密切监视蒙古军的一举一动。 当天清晨，随着三声沉闷的大敬声，一千名背着弓矢，手握弯刀的蒙古前锋（“荞来”）开始骑马泅渡。前锋上岸后，迅速呈扇形展开，掩护渡口。几乎同时，金军顺阳大营的合达蒲阿也接到了斥候（侦察兵）的回报：“千骑已北渡！”） 接着，第二通、第三通…鼓声响起，蒙古军大部队和輜重开始渡江。他们或骑马浮渡，或利用缴获的船舶，或撑开牛皮缝制的皮筏。渡江行动持续了整整四天，自晓至夜，人马、驮畜，寂静无声，只听得到齐整的鼓声、马蹄声、溅水声。渡河行动显示西路军不愧为百战精锐，这对于金军并不是个好兆头。 两军隔水对峙的地方，往南百余里，就是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府，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的驻地。这里一直屯驻有各种番号的大量军队。襄阳方面的宋军也在观望这支陌生军队的渡江。不久以后，这些宋军将成为蒙古军的盟友，共同给金王朝挖掘最后的墓地，然后，两军又将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隳三都》
    古代的要塞围攻（Siege），是一项复杂而且艰巨的军事活动。《墨子》将这一整套标准战术，归纳为十二项：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辐、轩车。(关于墨家的“十二攻”及对应的防守，参见（英）李约瑟、（加）叶山著，钟少异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第331一379页。)其实，说来说去不出两大类： 从地上攻城，要挖掘壕沟，树立栅栏，建立封锁线，还要建造远距离攻击器械，如抛石机、床子弩、火箭，侦察瞭望的平台，如巢车、望楼，攀登城垣的土山、飞梯、车梯，撞击城墙或城门的钩撞车、搭车，等等；从地下攻城，要挖掘多条坑道，在城墙地基处埋好木桩再烧掉木桩，让城墙坍塌，这需要建造坑道作业的遮挡器械，如顿细车、尖头木驴，防止坑道塌陷的木头支架，等等。(参见（德）傅海波：《中世纪中国的攻城与守城》；（美）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著，门洪华等译：《中国的战争行为》，第149一190页。关于宋元时期的城池攻守，可简要参见曾公亮等撰，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守城》，第172一207页。) 这一切，除开大量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士兵，都离不牙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弹道的职业砲手，校正弹着点的观察员，设计各种器械的工程师，确定坑道线路的地形专家，实际负责挖掘的工兵，还有各类木匠、铁匠、石匠、皮革匠…这样一来，围攻堪称古代的“高科技”战争了。双方掌握和临时创造出的技术的对抗，甚至是个别守将兼工程师之间的对抗，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口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2]赵...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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