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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这天半夜，城内文武官员刚刚就寝，忽然接到官内的紧急传召。他们走进金哀宗的行宫，只见皇帝面色苍白憔悴，但是镇静从容。金哀宗表示，城池旦夕难保，万一有不测，他现在就打算退位，由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完颜承麟（皇室疏属）入继大统。承麟仓促奉诏赶来，还披着全副甲胄。他跪下大哭，死活不肯答应。 金哀宗亲手捧着玉玺，塞到承麟手中，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朕传位给你，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朕如今体态臃肿，一旦城池陷落，乱军之中，无法骑马驰骋。你平时素称能干，又懂军事，愿上天保佑你躲过这次劫难，我大金的国祚不致传到朕就断绝，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不得血食！”
    《隳三都》
    笔者一度痴迷于搜集和阅读西方出版的各类围城史书籍并且一直觉得，金人刘祁回忆开封围城的《绿大梁事》、王鹗回忆蔡州围城的《汝南遗事》，这两份历史文献，比起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前，军医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撰写的围城日记（Giornale Dell Assedio DiCostantinopoli1453）这类史料，生动性毫不逊色，史料价值更加珍贵。况且，几座金都的沦陷，其历史意义，实在也不亚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因此，很早以前，笔者就动过念头，要写一本关于金末开封和蔡州围城的作品。 2013年，笔者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访学，凑巧在图书馆中翻到了陈学霖先生的英文著作《女真金朝的衰亡：王鹗对蒙古围攻蔡州的回忆》[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ofB'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不禁心下狂喜。《汝南遗事》是根据王鹗的围城日记整理成的，从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一直记录到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五日，也就是蔡州陷落、金朝灭亡的五天前，共四卷、一百零七条。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书，已非全帙。陈先生是辽金史专家，时任教于华盛顿大学，他撰写此书，还得到过傅海波、罗伊果、陶晋生等众多名家的襄助。颇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只是按照汉学家的治学传统，从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角度为《汝南遗事》作了提要、英译和校注，无法替代笔者长年翘首以盼的“围城史”。关于刘祁的《录大梁事》，则有德国汉学家海尼希（Erich Haenisch）等人编的《两大帝国的毁灭：1232年与1368-1370年亲历记》（2 m Untergangzweier Reiche：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aus den Jah...
    《隳三都》
    金宝丽：《蒙古灭金史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隳三都》
    就这样，仿佛度过了无数个漫长而残酷的昼夜。《金史》夸张地记载，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南京城的防御也渐渐显露不支。四月头七天刚过，大家都预感，蒙古军再这般“攻三日不解，城将隳”。
    《隳三都》
    女真人以渔猎、农耕和牧畜为生，虽不是突厥、蒙古那样的草原游牧民，生活条件同样原始和艰苦。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都坐在炕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用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末了供应一些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御宴”，不过如此。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宋朝使节纷纷表示“污秽不可向口”。1 女真人的居住条件也很简陋，就算是阿骨打住的地方，看起来也同中国内地的小州县衙门差不多。居民往来，径直穿行皇城，毫无禁忌。邻里有红白喜事，杀鸡煮酒，也大摇大摆登门“召其君同食”。9浴室、浴池自然没有，君长和百姓都在同一条小河里洗澡。立春那天，举行“击士牛”典礼，送寒迎春，远近父老乡亲，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围着宫殿看热闹。
    《隳三都》
    其实，完颜璟这番举动，无非是哄哄老祖父开心罢了。转过身去，他展现出的汉文化修养，着实令人惊叹。 金章宗雅好诗词，格调一如花间、南唐的婉约绮丽，还写得一手瘦金体，字迹酷肖宋徽宗，以至于民间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女史箴图》，图卷后幅题有一首瘦金体的《女史箴》。一些著名的明清画谱如《石渠宝笈》都误以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学者仔细辨识，根据“恭”字缺笔（避允恭的讳）和“群玉中秘”印鉴，才确认这是出自金章宗之手。2除了《女史箴图》，金章宗还搜集了大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他在字画上题签也仿照宋徽宗，用“磁蓝纸、泥金字”，而且有七方收藏印章，称为“明昌七玺”。
    《隳三都》
    这到底是什么病？ 有人说，这是大流感；有人说，这是流行性肠胃病，或者传染性肝炎，有人说，根据急速传染、死亡率高、患者大量咯血等症状，很像是“肺鼠疫”，俗称黑死病。如果真是这样，这场大疫就是十三世纪扫荡欧亚大陆的大瘟疫的一条支流。这次大瘟疫曾让欧洲人口减半，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次南京大疫，只是局部卫生环境恶化引发的地方疫情，主要局限在南京及其邻近地区。 这年春天，中国北方的气候又极其异常。本该春暖花开的五月，竟然“大寒如冬”。加上围城中的劳役困苦、罢攻后的狂欢，绝大多数南京居民“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对疫病的抵抗力急剧降低，给疫情的恶化推波助澜。 眼见瘟疫四处肆虐，城内的医师束手无策。在传统医学的认知范畴内，他们只能给出“中燥热之气”或“饮食劳倦所伤”之类的诊断，姑且当成“伤寒”来治疗，给病人开一些半夏、南星、巴豆之类，熬成汤药服下，反而加剧了病情。 更有甚者，城内与殡葬相关的从业者，如看守坟地的“园户”、做法事超度亡魂的和尚道士、棺材铺的老板，等等，坐地起价，“擅厚利”。
    《隳三都》
    不管是即兴表演，还是事后追认，蒙古人显然觉得，自己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正义性，是天神护佑下的复仇之战。 的确，金朝不仅年年派兵来草原“灭丁”，还残忍杀害了成吉思汗族曾祖俺巴孩和伯祖斡勤巴儿合黑，与蒙古诸部结下了世仇。早在金章宗时代，窥视北朝动静的南宋人就知道，女真“与鞑为仇”。62 不过，对成吉思汗这番话，似乎也不必过于当真。 明朝杀的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生父，努尔哈赤可能真的是以“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不过，他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已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间这三十多年，努尔哈赤佯装恭顺，接受了明朝指挥使的职位，还多次入京进贡。羽翼未丰之时隐忍不发，伺机而动，自是枭雄本色。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当年，他投奔王汗，亟须积累政治资本和壮大实力。他从金章宗的宰相完颜襄手里接过“诸糺统领”的官职时，可一个字都没提到俺巴孩。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一家孤儿寡母长期被族人遗弃和孤立。对那两个先祖，他未必有几分真感情。他需要的是一个掷地有声，能激起同仇敌忾的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名分，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第2个结果，共3个》 X
    《隳三都》
    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哀宗，在四面楚歌的蔡州围城中，对着侍臣悲叹：我当了“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并没犯下什么大错，下场却和历代荒淫暴乱之君一样，“等为亡国”，好不甘心！
    《隳三都》
    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隳三都》
    拖雷汗下令施行法术，这是同下述各种性质的石头有关的一种炼丹术：当把它们取来，放入水中洗濯时，（甚至）在仲夏天气也会马上（起）风、变冷、下雪，变得满天阴霾。他们中间有个康里人，精通这种法术。他按照（拖雷汗的）命令作起法来。蒙古巫师“祈雪”用的石头，称为“札答”或“酢答”（jada），是一种动物腹中的结石，传说有招致风雨的魔力。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蒙古军惯于在极端条件下作战，甚至故意制造极寒天候，“极寒无雪，则磨石而祷天”。
    《隳三都》
    南、北两支大军，在营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正旦会饮，鼓吹之声，四望相接”。蒙古人和南宋人，就像在余温尚存的猎物尸体边提前庆祝丰收的两个猎手。 在城内，冷寂如寒冬，外援断绝，饿殍遍地。城头的守城士兵，只能忍饥挨饿，遥望哀叹。不久前，落入宋军手中的俘虏透露：围城内已经断粮三月，鞍鞯、皮靴、破鼓，统统煮烂吃光了，又听任老弱互相残杀饱腹；守城士兵每天的标准餐，是用人和牛马的骨头拌着野菜，煮烂了熬成稀粥；作战不力的小队，往往全队处斩，脔割死者的肉，分发给其他士兵。对金人来说，天兴三年的元旦，是以一件令人无比绝望的事件结束的。 两个多月前，蔡州围城向四面八方送出了最后的求援密信。信中苦苦哀求，各地金军残部——国用安（兗王）、武仙（恒山公）、赛不（徐州行省）、完展（陕西行省）、兀典（息州行省），陈、颍、宿、寿、泗各州官兵，还有保聚山寨的各路义兵，期以明年元旦，到蔡州城下集合，进行最后的会战。 元旦这天，夜幕降临，城内的守军抱着最后一丁点希望，按照信中的约定，在城池最高处燃起了明亮的赤红火炬，作为“总攻”信号。
    《隳三都》
    这天半夜，城内文武官员刚刚就寝，忽然接到宫内的紧急传召。他们走进金哀宗的行宫，只见皇帝面色苍白憔悴，但是镇静从容。金哀宗表示，城池旦夕难保，万一有不测，他现在就打算退位，由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完颜承麟（皇室疏属）入继大统。承麟仓促奉诏赶来，还披着全副甲胄。他跪下大哭，死活不肯答应。 金哀宗亲手捧着玉玺，塞到承麟手中，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朕传位给你，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朕如今体态臃肿，一旦城池陷落，乱军之中，无法骑马驰骋。你平时素称能干，又懂军事，愿上天保佑你躲过这次劫难，我大金的国祚不致传到朕就断绝，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不得血食！” 说话间，远处的天空已经微露鱼肚白。宣徽使温敦、佥东上阁门使仆散斜不失，扶着承麟的手，引导他坐上御座。到场的百官三跪九叩，算是完成了新主的登基大典。殿上的文武百官，只有忠孝军元帅蔡八儿不肯跪拜，他生气地大吼：“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
    《隳三都》
    时过境迁，势不可当的铁骑虎旅，今已凋零殆尽。 元代女真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描写了一个金末的破落女真家族。这家祖上也是“开国旧功臣”，世袭猛安。传到这一辈，叔父金住马，早年是一膏粱子弟，“打扮的别，梳妆的善”，脚蹬鹿皮皂靴，头戴粉花头巾，腰系金玉“兔鹘”（腰带），成天过着“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千”的荒唐生活。金住马的儿子狗皮更加不堪，追随一帮纨绔子弟，徜徉于中都的茶房、酒肆和勾栏瓦肆间，多年音信杳然。另一个叔父银住马，得了金牌，把守夹山口，觉得“如今太平天下，四海晏然，便吃几杯酒儿，有什么事？”故上任后“每日吹笛擂鼓做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导致关隘失守。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
    《隳三都》
    新兴的大蒙古国，在三次敲打西夏，大致清除了肘腋之患后，几乎是本能地将兵锋指向了东南边的最强宿敌——金朝。 两个同这场战争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记下了当年蒙古大军誓师南征的详情。 第一个人叫术兹札尼，德里苏丹国的高官。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从人类始祖到蒙古西征的全史：《纳昔儿史话》。术兹札尼的消息来源，可能是同时代中亚的霸主花剌子模国派去蒙古的使节。这部书记载，第一次南下进攻金朝之前： 成吉思汗整顿好军队，首先下令：蒙古各家各户在一座山脚下集合。他命令全体男子同女子隔离，子女同其母亲隔离，如此三日三夜，所有人头上不得戴任何装饰。在此三日内，不得进食，牲畜也不得哺乳。 成吉思汗本人立起一顶毡帐，把一条帐索挂在脖子上，三日三夜不曾出帐。在此期间，全体蒙古人齐声大喊：“腾格里！腾格里！” 三日后，第四日傍晚，成吉思汗自帐中出，宣布：“腾格里已经授予我胜利。现在，让我们整兵出发，向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复仇！” 又过了三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宴会。之后，成吉思汗率军出发。他们经过逃亡者札八儿穿越群山的道路，走了出来，攻击桃花石之国（中国）。他们发动了对该国的袭击，将其百姓置于屠刀之下。1211年春天第一次踏出草原的这支蒙古大军，几乎完全由轻型的弓骑兵组成。 定居农耕社会总是苦恼怎么把庄稼汉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蒙古人却生来就是骑兵。同时代的亲历者莫不惊叹，蒙古人“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游牧和围猎，让骑射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在蒙古人还是幼儿的时候，他的木头摇篮就拴在马背上，随母亲驰骋出入；等到他满三岁，就在马鞍上套一条绳索，好让他用小手紧紧攥着；四五岁，他就能夹小弓、短箭，随大人射猎；长大之后更是身手矫健，弓马娴熟，“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这样优秀的骑手，身穿轻捷的皮甲，手持最大射程300米、极限射程达500米的复合弓，备有两三个装满箭的箭筒，还携带了环刀、长枪或短枪一类...
    《隳三都》
    金哀宗最大的凭恃，是他一手扶植的“新军”。 当年，随金宣宗南渡的女真军队，号称有三十万之众。可是，猛安谋克军队早就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一个谋克（百户），满员只有二十五人，四个这种谋克就能编成一个猛安（千户）。实际上，谋克内的二十五人，除去举旗的、敲鼓的、负责伙食的，能上阵的又只有十八人。何况，这种军队若真能打仗，金朝何以沦落至此？ 金宣宗末年，还从河南、陕西民间，强行征召百姓入伍。时人形容，每到拉壮丁的时节，各地“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就连退休的文官也莫能幸免，前户部郎中刘元规、前监察御史刘从益，两人都是快六十岁的老头了，硬是被任命为千户，强迫他们带兵。刘从益只好作诗自嘲：“老作一兵吾命也”。这些乌合之众，显然经不起驱使，无不以解散告终。 纸面上存在的猛安谋克军队、不堪一战的民间签军，如同晚清的八旗和绿营，都指望不上。迫于无奈，新式军队应运而生。
    《隳三都》
    忠孝军中还有少数人，是混迹南北的职业冒险家，比如蒲察官奴。官奴幼年就被蒙古军掠走，后因犯法，被锁在中都的监狱中。他竟然破狱而出，半路劫杀了一名替蒙古人办事的西域商人，抢了鞍马和财物，偷偷跑回了金朝统治区。由于官奴是女真人，金哀宗特旨，任命他当忠孝军万户。后来，金军大败，官奴转投南宋，没过多久，又抢了宋军的战马，一路招摇撞骗，逃回金国，因而享有“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的美名。历史上，凡是“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比起一板一眼选拔训练出来的正规军，战斗力的性质迥然不同。一是他们来自敌营，熟悉敌人的作战方式。二是他们背井离乡，大部分是漂泊无依的浪子，厮杀之外唯一的乐趣，就是领完银钱回营豪赌，上阵拼起命来也无所顾忌。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双重变节者”，自己若再落入蒙古人手中，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一个地狱。用忠孝军一个张姓都统的话说：“我辈皆大朝（指蒙古）不赦者…”南宋的大忠臣中，排名据称仅次于文天祥、陆秀夫的张世杰，就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身份，类似“归正人”。他其实出生于河北涿县，在投靠蒙古的汉人军阀张柔（崖山海战消灭宋军的将领张弘范之父）手下当兵，后来才逃奔南宋。元朝大举南下，战局绝望，苦闷之际，张世杰找到前丞相江万里小酌，两人大醉一场。借着酒劲，世杰吐露，在北方，汉儿境遇不知有多么屈辱，连主动跪下给使长（主人）敬一盅酒，人家都不给面子。不自由毋宁死，再回到这样屈辱的生活是不可能了： 他家（蒙古人）事，世杰尽知之：拿一个盏，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得他饮。安能忍辱事人耶！……如不可为，亦只有一死！在家产制国家中，主奴的尊卑，悬隔天壤。够格主动向蒙古统治者敬酒的，大概只有与成吉思汗家族渊源很深的军功贵族，所谓“老奴婢”（ötögü boγul）了。至于女真、契丹、汉人之流，无非是奴婢的奴婢，甚至是奴婢的奴婢的奴婢。地位卑微也就罢了，蒙古人还从心底里...
    《隳三都》
    这一切，除开大量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士兵，都离不开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弹道的职业砲手，校正弹着点的观察员，设计各种器械的工程师，确定坑道线路的地形专家，实际负责挖掘的工兵，还有各类木匠、铁匠、石匠、皮革匠…这样一来，围攻堪称古代的“高科技”战争了。双方掌握和临时创造出的技术的对抗，甚至是个别守将兼工程师之间的对抗，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 蒙古帝国的大军，恰是当时世界上最擅长向敌人学习的军队，不但支配了海量的物质资源，更不惮于引进人才，实现组织和技术革新。
    《隳三都》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太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隳三都》
    英国哲人穆勒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隳三都》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
    《隳三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
    《隳三都》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都坐在炕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用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末了供应一些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御宴”，不过如此。四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宋朝使节纷纷表示“污秽不可向口”。
    《隳三都》
    春天放鹰，夏天在月儿灭怯土的金色大帐中避暑，秋天在古薛纳兀儿的清澈湖水边斋戒，冬天到汪吉的木栅营地围猎野兽。山“世界的合罕”徜徉于美酒、音乐、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汉人的“中原”），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隔着城墙遥遥对视的壮观场景，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
    《隳三都》
    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四 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南宋的虚实呢？
    《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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