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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 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 “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但肯定有人会说,我就是喜欢买买买,我这样做很愉快,而且既然大家都心甘情愿,那又有什幺问题呢?为什幺不能接受它呢?有什幺必要大动干戈去质疑和批判呢? 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很有必要,因为不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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