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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 1938年、 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即使在口耳相传的时代也不是这样的。以法国的村庄为例，父母要外出干活，几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结果，父母一辈本是能够改变传统的主角，但他们的作用遭到忽略，却使可塑性最强的孩子与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如此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无疑，这就是传统思想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原因。这个例子十分典型，但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年龄不同的人群之间，自然产生的敌视往往以邻近的两代人最为剧烈，年轻人从老年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得自中年人的教益更多。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历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另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历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认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历史学家就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オ加以应用。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尽管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可敬的兰克有一句治史名言：“如实直书。”历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希罗多德也早就说过：“如实记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学者或历史学家要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史实。或许像其他许多格言一样，这句格言的成功也是因为其含义的模糊。人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历史学家正直的品德，我们相信，这就是兰克的原意。但是，如从被动意义来看，自然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公正无私；二是法官的公正无私。两者的基本共同点都是忠于事实。学者记录或更正确地说是欢迎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一个好的法官，不管他内心倾向于何方，在向证人提问时唯一的目的还是搞清事实，而不考虑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两者都受良心的支配。…………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作伪的理由不胜枚举，要想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幼稚了。历史学家旨在使人类更为明智，他当然要记住，所有这些理由事实上都是不合理的（诚然，说谎一般来讲是出于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但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这就是为什么出名的伪造事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伪必诱发另一次。…………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却天真地企图做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些，不管我们的思想有多么僵化，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所玩弄小把戏的真实性，还能抱有多少幻想呢？这些史著所描绘的无非是作者同时代的人想当然的战斗背景罢了，它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却不是那些爱好绘声绘色描写历史的人原本所希望传递的信息。…………而且，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先入之见在起作用，许多传闻早已给人们造成德国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国人也确实很狡猾，这类传闻正好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有时其效果也会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一位目击者曾直截了当地说：“战壕里的士兵普遍认为，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铅字的东西，……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超过任何胆大妄为实验者的幻想，使几百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理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 34 以法国的村庄为例，父母要外出干活，几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结果，父母一辈本是能够改变传统的主角，但他们的作用遭到忽略，却使可塑性最强的孩子与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如此培育出来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哲学孕育着整个时代的思想，但并不是说就一定要以千篇一律的公式框住人们的思想，也不等于说大多数人都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支配，人们只是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作，他本⼈就是⼀位擅⻓运⽤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意”两⼤类，前者指成⽂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都“有意”想以⾃⼰的⽂字左右时⼈和后⼈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件、私⼈信件及各种⽂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们在⽆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思想的奴⾪，成为旧时代偏⻅的牺牲品。p6-7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但在急功近利者的眼中也无非是屠龙之术而已。可见，历史学受到冷遇也是不难理解的了。布洛赫指出，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实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路身科学之列，但就目前而言，“这位知识领地的新到者尚处于摇篮之中”。虽然，历史学已存在千年之久，但长期以来以政治、军事重大事件为内容的叙述史始终是历史学的主流。进入19世纪之后，实证主义思潮独步一时，历史学也迷恋于孔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观念，人们似乎认为，若不能最终提出如同几何学一般精确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科学。为此，布洛赫提醒人们，要防止近代以来习以为常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滥用，即使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再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蒙田曾告诫：“每当评价有倾向性时，人们的叙述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其影响而一边倒。” 故而，要窥见前人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可以了。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年鉴派历史学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研究历史都是有⽬的的，开始时肯定有⼀种指导思想，对⼀个新⼿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地在⽂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份⽂献如同⼀个⻅证⼈，正像⼤多数⻅证⼈那样，只有在⾯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化”对⼈类历史的意义远远⼤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历史学界对此视若⽆睹，其原因并⾮缺乏这⽅⾯的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历史学家⾃⼰。另⼀位年鉴学派⼤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学。”如今，以“问题历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观，这不能不使⼈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卓识。p8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110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P112但是，请不要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也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先验地接受任何解释。...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里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78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暗分明的画面。...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行了。P79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记当时的可行性。...科学越是进步，人们就越是自觉地抛弃以人为本位的善恶观。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史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这说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秦始皇的博士官，兼有各种学说，并非只为某一种思想而设。秦焚毁民间的《诗》《书》和百家书时，唯独没有祸及博士官所藏的这些书籍，直到项羽入咸阳宫才一把火烧光。
    戴波 《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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