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 1938年、 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