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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老太太确是把该堵塞的地方都设法堵住了，可是闲话这条河——象个烂桃——是套着坏的。 没有思想的善意是专会出拐子腿的。 从牛老太太的眼中看，老刘妈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从别人眼中看，老刘妈纵有许多的长处，可是仍不失为走狗。按照走狗分类法说，至少有两大类的：一类是为利益而加入狗的阶级，一类是为求精神的安慰而自己安上尾巴。 没有牛太太，她心中就没了主心骨。她得牺牲了一切舒服自在，以便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牛老太太厉害，这使刘妈惧怕，怕得心里怪痒痒的，而后觉出点舒适痛快。有时候帮助太太去欺侮老爷，四虎子，或是门外作小买卖的，更使她的精神有所寄托——她虽然不是英雄，到底是英雄的助手，很过瘾。她越上年纪，这股子劲越增高，好象唯恐一旦死了而没能完成走狗的使命。她不是为金钱，而是为灵魂，她的灵魂会汪汪的叫，除了牛太太没人能把她吓止住。 走狗最怕后补的走狗，而且看谁都是正往外长尾巴。
    老舍 《牛天赐传》
    她得设法贿赂她 们。天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收买；自己吃肉，得让旁人至少啃点骨头，英雄的成功都仗 着随手往外扔骨头。自私的人得看准了肉而决定舍了骨头；骨头扔出去，自有自告奋勇 愿意当狗的。没有思想的善意是专会出拐子 腿的。从牛老太太的眼中看，老刘妈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从别人眼中看，老刘妈纵有许 多的长处，可是仍不失为走狗。按照走狗分类法说，至少有两大类的：一类是为利益而 加入狗的阶级，一类是为求精神的安慰而自己安上尾巴。老刘妈属于第二类。牛老太太厉害，这使刘妈惧怕，怕得心里怪痒痒的，而后觉出点舒适痛快。有时候帮助 太太去欺侮老爷，四虎子，或是门外作小买卖的，更使她的精神有所寄托——她虽然不 是英雄，到底是英雄的助手，很过瘾。她越上年纪，这股子劲越增高，好象唯恐一旦死 了而没能完成走狗的使命。她不是为金钱，而是为灵魂，她的灵魂会汪汪的叫，除了牛 太太没人能把她吓止住。不过，纪妈来了；一个大打击。 走狗最怕后补的走狗，而且看谁都是正往外长尾。
    老舍 《牛天赐传》
    俩人全不再言语，全想着野娘们没劲，全想起和野娘们完全不同的一种女的一沏茶灌水的，洗衣裳做饭，老跟着自己，生儿养女，死了埋在一块。由这个又想到不好意思想的事，野娘们没劲，还是有个正经的老婆。
    老舍 《月牙儿》
    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是美国最为微进和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矢志不移地指控美国公共舆论受到权力与资本高度垄断，而他本人由于在公共舆论界极为活跃而名声大噪。许多人因此认为乔姆斯基的批评显得有些故作矫情，甚至有著名学者称他为“知识骗子”。而且，右翼人士对他更怀着意识形态上的敌视。这种积蓄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围侧行动一《反乔姆斯基读本》的出版。停靠授遗册障滑赏前导电。 这部文集由彼得·科利尔和大卫·霍洛维茨编辑，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论及他和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9·11”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并指责他长期、大量地“捏造事实”和“篡改数据”。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但攻击的领域还不只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很多学人会将乔姆斯基的学术贡献与他的政治写作区别开来，前者是里程碑而后者则多半是“义愤”。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保罗·波斯塔尔和罗伯特·莱文，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其品质与他的政治言论相当一致一“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形势下，对乔姆斯基的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今年，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评选活动，具体办法是读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在一百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候选名单中有多位华人上榜，包括经济学家樊纲、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和政治学家郑必坚等。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4827票），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科（2464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1990票）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近十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前二十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七，经济学家阿马亚·森以1590票名列第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1037票名列第十八。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比如法国就只有让·波德里亚（名列第二十二）进入了前四十位的名单之中。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事“申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巴迪欧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幺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著作《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眼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申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有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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