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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谟克利特的话说，政治的技艺在于教人们如何去展示伟大和荣耀的东西(ta megala kai lampra)；只要城邦在此，激励着人们敢于做非同寻常之事，万物就安然无恙；如果城邦衰落了，一切就都不复存在。[34]动机或目的，无论多么纯粹或堂皇，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心理学性质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典型特征。而伟大，或每一业绩的特殊意义，既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而只存在于它本身的展示当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这不仅仅是一个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间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 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指示的否定性质更为重要，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那部分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有意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这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的隐私就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庇护私密性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被发现的，从而它与后者有着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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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生活的术语 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 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 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一一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 ‘’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自由包括：身份、人身的不受侵犯、经济活动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运动的权利。亚里士多德：手工艺人失去了：经济活动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运动的权利。（虽然出于自愿且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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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在其中我们亲自确认和承担了我们最初的身体显现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这个切入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但它又不完全被他人所左右，它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时带给这个世界的开端，我们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开创了某个新的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因为希腊词archein表示“创始”、“引导”，最终意味着“统治”），发动某件事（这是拉丁语的agere的原始意义）。而人就他的诞生而言是initium——新来者和开创者，人能开端启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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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拥有如此巨大的、超出任何其他人造物的持久能力，如果人们能够承受它的重负——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中汲取了它的力量)，就是一件足以骄傲的事情。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行动者从来不能真正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要为他未曾打算，甚至也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内疚”；无论他行为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和出乎意料，他也不能取消它；他所开启的过程从来不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单个行为或事件中达到圆满的结束；行动从来不把自身的意义揭示给行动者，而只揭示给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本人不行动)向后回顾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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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是技艺人而言，他使事物工具化。他的工具化活动意味着所有事物都贬低为手段，让它们失去了内在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造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所有自然力”（它们的形成无需人的帮助，并且独立于人的世界而存在）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因为它们不具有从产品而来的对象化”。正是由于技艺人对世界的这种态度，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宣布艺术和技艺的整个领城（在那里人们使用工具和事情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生产另外的东西）是banausic，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是“市侩的”，表示从利害出发的思考和行动的鄙俗。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评价也不把希腊雕刻和建筑大师在外的，其蕴涵的强烈鄙视之情就不能不令我们震惊了。这里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工具性，不在于为达到目的对手段的使用，而在于制作经验的普遍化，即有用和效用被确立为人的生活和世界的最终标准。这种普遍化是技艺人活动内在固有的，因为存在于制造活动中的手段和目的经验，并不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而是扩展了它的最终目标，服务于使用对象。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一切既定事物的无限贬值，每个目的都转化为手段，以及只有让人成为万物的主人和统治者才能阻止的加速的无意义过程，所有这一切并不直接来自制造过程；因为从制造的观点看，制成品本身就是目的，一个一个独立持久的存在，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人是目的一样。只有在制造主要用于生产使用对象时，完成品オ又ー次变成了手段；只有在生命过程牢牢抓住了事物并为它的目的使用它们时，制作的生产的和有限的工具性转变成了一切现存事物的无限工具化。很显然，希腊人惧怕世界和自然的贬值，惧怕其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是最高级的存在和万物都为人的生活需要服务的“荒谬”（亚里士多德语）意见，不亚于他们对所有严格功利主义之十足鄙俗的轻蔑。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从技艺人的角度看待人的最高可能性的后果，也许最好地显示在柏拉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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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语词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这种挫败最直接地关系到哲学上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的不可能性，即所有定义都是对人是什么的确定和解释，从而是对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属性的确定和解释，但是他特殊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他是“谁”的确定才能发现。除了哲学上的困难外，试图用语词来凝固某人活生生的本质(它表现在流动的言和行中)的不可能性，还与我们主要作为言说和行动的存在者，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人类事务领域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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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发现过程的概念取代了存在的概念。存在的本性是显现，在显现中揭示自己；反之，过程的本性则是始终隐而不显，只能从某些现象中推断出它们的存在。这个过程在原初意义上是“消失在产品中”的制作过程，以技艺人的经验为基础，因为他们懂得，一个生产过程必定先于每个对象的实际存在。（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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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我们现在感到它是英雄必不可少的品质）的含义，实际上已经表现在一个人愿意行动和言说，愿意把己切入世界和开始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当中了。而且这种勇气不必，甚至也不首先关系到是否愿意承受后果；勇气和无畏已经体现在愿意离开自己私人的藏身之处，追求自我彰显，揭示和袒露自我当中了。这种原初意义上的勇气（无它，言行以及在希腊人眼中的自由都将成为不可能）不可谓不大，如果这个“英雄”碰巧是儒夫的话，勇气就更是了不起了。（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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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看到，劳动动物要从囚禁于生命过程的无体止循环，从屈服于劳动及消费必然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只能通过对另一种人类能力技艺人的制作、制造和生产能力的运用，因为作为工具制造者，技艺人不仅减轻了劳动的辛苦操劳，而且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世界。由劳动维持的生命补偿是无世界的，要靠制造活动来拯救；我们还看到，技艺人要摆脱他无意义性的困境，摆脱“所有价值的贬值”，和在一个手段的范畴规定了的世界内不可能找到有效性标准的困境，只能通过言说和行动这两种内在关联的能力，因为它们像制造活动生产使用物一样，自行地生产着有意义的故事，如果不考虑了超出此处范围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思想的困境，因为思想也不能脱离思考活动带来的困境而“思考自身”。在以上每一种情形下，让人——作为劳动动物、技艺人和思想者一一得到拯救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它来自外部，准确地说，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各自的活动之外。从劳动动物的立场看，他自己同时是一个能认识世界和栖居于世界的存在者，这简直是个奇迹；从技艺人的立场看，他自己竟能像神一样揭示意义，让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也简直是一个奇迹。（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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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和言辞的最内在意义与成败无关动机或目的，无论多么纯粹或堂皇，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心理学性质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典型特征。而伟大，或每一业绩的特殊意义，既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而只存在于它本身的表演当中。正是坚信活生生的行动和言说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亚里士多德才把这样一种经验表达为 energeia 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意指一切不追求目的，也不留下作品，而是在显示本身中实现了其全部意义的活动。产物不是在过程结束后出现的东西而是存在于过程本身之中，显现就是产物如果他把这个“产物”定义为“好生活”，那么他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产物”不是什么产品，而是只存在于纯粹实现活动当中。这种人所特有的成就完全处在手段和目的的范畴之外，这种“人的产物”也不是目的，因为达到它的手段——德性，或 aretai ——不是人们可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的品质，而是“实现”本身。换言之，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是目的，反过来，这个“目的”在某些其他方面也不能当成手段，因为再也没有比这种实现活动本身更高的目标可追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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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人类归属感丧失的时刻，即当人们只是为他人而活或与他人为敌的时候。例如现代战争中，人们参与行动和使用暴力手段，只是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一方或者有害于敌人一方的某个目标。在这些情况下，言说蜕变为“空谈”，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用来蒙骗敌人还是以宣传蛊惑人心；这里，话语不揭示任何东西，彰显来自行为成就本身，但这个成就像所有其他成就一样不能彰显“谁”，即行为人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身份。而无名的、没有一个“谁”相伴的行动，就是无意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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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即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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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善功内在的非世界性，才让爱善者根本上成了一个宗教人物，让善像古代的智慧一样具有一种本质上非人的、超凡的品质。然而爱善并不像爱智慧那样只局限于少数人的经验（正如孤独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而独处只是少数人的经验）。因而，在此意义上，善和孤独对政治的影响，要比智慧和独处对政治的影响大得多；唯有独处能在哲学家身上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更普遍的孤独体验却如此地与人的复数性境况相抵触，以至于如果它不是想全然毁灭人的存在的话，人就无法忍受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上帝的陪伴，上帝是善功唯一可想象的见证者。宗教经验，就它作为爱的体验确实是一种活动，而非被动地观照向人显露的真理而言，它的彼世性特征本身要在世界中显现；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它不能离开世界，而必须在世界中进行。但是尽管它显现在这个其他活动都显示和依赖的空间内，它的显现却有一种主动的否定性质；逃离世界、对世界的居民隐匿起来，它否定了世界给予人的空间，特别是世界的公共部分（在那里，每个东西以及每个人都被注视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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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1这和行动者作为不可替代的“谁”的展现，虽然清楚可见，却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无法把握的性质，这种性质挫败了所有旨在通往明确语言表述的努力。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词语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这种挫败最直接地关系到哲学上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的不可能性，即所有定义都是对认识什么的确定和解释，从而使对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属性的确定和解释，但是他的特殊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他是“谁”的确定才能发现。除了哲学上的困难之外，试图用词语来凝固某人活生生的本质（它表现在流动的言和行中）的不可能性，还与我们首要作为言说和行动的存在者，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人类事务领域大有关系。这个领域原则上排除了我们控制人类事务的能力，我们不能像控制那些由于被我们所命名，从而其本性为我们所掌握的事物那样，来控制它们。关键在于这个“谁”的显示方式，与古代神谕著名的显示方式一样是不可靠的，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神谕“在话语中既不显示也不隐藏，但给出了明显迹象”。这样一种基本的不确定因素，不仅存在于一切政治事务当中，而且存在于所有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不受中间事务稳定化、凝固化影响的事情当中。 …… 严格来说，人类事务的领域由人际关系网组成，这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经由言说对“谁”的彰显，和经由行动的开端启新，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这个业已存在的网络之中并遭受到其直接后果。言与行一起发动了一个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故事。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之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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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器械决定了一切制作和制造活动，也为技艺人带来了关于工具性的最基本体验。在这里确实不仅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而且目的还创造和组织了手段。目的证明了对自然施加暴力以获得材料的正当性，正如木材证明了砍伐树木的正当性，桌子证明了破坏木材的正当性。因为目的产品，工具器械才被设计和发明出来，同样的目的产品也组织着工作过程本身，决定了所需的专业人才、合作程度、助手的数量等等。在工作过程中，每个东西都仅仅是以它对于所欲目的的适用性和有用性来判断的。同样的手段和目的标准也适用于产品本身。尽管产品对于它的生产手段和制作过程来说是一个目的，它却从来不是所谓的目的本身，至少只要它还作为适用对象，就不是目的本身。……制作活动内在效用性标准的困难在于，它所依赖的手段和目的更像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每个目的在其他情境中都再次被用作手段。换言之，在一个严格功利主义的世界里，所有目的都注定是暂时的，很快会转化为下一步目的的手段。这种内在于所有前后一贯的功利主义和最出色的技艺人哲学中的困难，在理论上可以诊断为天生没有能力理解效用和意义的区别……因此，在技艺人社会中弥漫的有用性理想，如同在劳动者社会中流行的舒适理想或统治商业社会的获利理想一样，实际上不再是一个效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意义的问题。技艺人以“为了什么”（in order to）来判断任何事，做任何事，恰恰是一般的“为什么的缘故”（for the sake of）。有用性理想本身，就像其他社会的理想一样，不再被看做是为了得到其他什么东西而需要的东西，它简单地拒绝了关于它自身的用处是什么的进一步追问。显然没有人能会带莱辛（Lessing）曾经想他同时代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那么用处的用处是什么？”功利主义的困难在于它陷入了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而不能达到某个能证明手段——目的的范畴，即公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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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抱怨说，现代社会里目的和手段颠倒，人成了他发明出来的机器的奴仆，被迫“适应”机器的要求而非用它们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些问题都在劳动的事实状况中有其根源。在劳动中，生产首先是为消费做准备，手段和目的的划分（此乃技艺人活动的典型特征）丧失了意义，技艺人发明出来和用于帮助劳动动物的工具，一旦被劳动所用，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工具性特征。因为劳动始终是劳动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和它永远无法超越的背景，而在劳动过程之内，问以手段和目的范畴为预设的问题，例如问人活着和消费是为了有力气劳动，还是他们劳动是为了获得消费的手段，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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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故事是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解和“创造”故事的也不是行动者，而是讲故事的人。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不存在），也不是一个人有点和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的本质，只有在他离开人世，除了留下一个故事以外什么也没留下的时候，才真正地形成。城邦，准确地说，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城市国家，而是一种从人们的共同言说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组织，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为了这个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无论他们实际上在哪里。“无论你往何处，你都是一个城邦人“对人而言，世界的实在性是以他人的在场，以它向所有人的显现来保证的，”因为向所有人显现的东西，我们就叫做存在“。而任何缺少这种显现的东西，无论在我们自身之内还是自身之外，都像梦一样来去匆匆，没有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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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行一起发动了一个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换言之，故事作为言行的结果虽然揭示了某个行为人，但这个行为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既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遇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都能讲成故事，为什么历史最终变成了人类的故事书，有众多的行动者和讲述者，却没有作者，乃是因为它们都是行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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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以至于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的尊严。[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被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看待，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L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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