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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见。对于这个问题，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假如这场审判没有让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那么，就算审判的主要目的——对艾希曼进行控诉、护、审判、惩罚——已然实现，也没多大意义。…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根本原因在于：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一个先例；于是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必须要按照一个今仍是”理想化的”标准判决。假如未来的确发生了种族居系那么地球上将没有人——至少于犹太人而言，无论他身在以色列还是别处——能够真正相信，在没有国际法保护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审理无先例案件的成败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刑法提供有效先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罹受的灾难（三分之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如果我们不仅将犹太历史中的各种史实，更重要的，也将当代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自我理解也一并纳入考虑便会发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的种族屠而已。…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在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一直到纳粹政权宣称，德意志民族不仅不能容忍德国境内有犹太人存在，而且希望整个犹太民族从地球上消失时，才出现了这种新的罪，即真正意义上的反人类罪，一种“反人类生存状况”、反对人类本性的罪。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尽管都是跨越国界的犯罪，但必须严加区分；前者侵犯的是邻邦的领土主权，后者攻击的则是人类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特性。如果没有了这种多样性，那么像“人类”或“人道”这样的词将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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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277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ー一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一一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換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必须是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眼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神使鬼差地想到胡编，“如果所有人都有问题，那么没人有问题”。深刻体会到，不要对法院抱有过高的“追求正义”的期望，法院不过是衡量双方证据的场所，对于恶和正义的思考还是放到法院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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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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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 ，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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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撤：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P19 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12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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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理论，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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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一般舆论反对阿伦特），假如是我，应该说会承认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世界的现实。但是，如果作为精神的东西考虑的话，基本的问题是独立人的精神如何在社会中显示自己的姿态？而且，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精神，……无论是收集2000个人的签名，还是18个人的签名或5个人的签名都已经不是精神了。……集团的东西削减了个人的独立性。在公共的场合，取消了叙述自己语言的、个人的仅是自己的一个人的责任及勇气，这么说是因为在集团中的个人会感到更加安全。集团中的个人这种个人，如果按我的判断来说，是违反精神的公共性的意义的人。只要是这样，我完全否定在这论争中具有集团性质的个人。（卡尔·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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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消除了占据政治问题、人类事物所有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现世的空间和距离，所以，从政治观点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具有任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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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法国革命的人们）所知道的知识那支撑自己的行为原理，结果，连从这些原理最终派生出来的故事的意义也不知道。同情与善也许是有相关的两种现象，但却不是同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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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 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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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经常买新东西，一方面是因为贝克顿庄园的一切物品在坚固耐用的意义上肯定是“好”的，另一方面是，即便在我小时候，奢侈也是会受到谴责的。与绝大多数人相比，我家的庄园仍然是富人的房子，但这个家庭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们在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有着严格的认知界限，而奢侈品是会受到质疑的。在我的童年时代，必需品包括一个园丁长，他手下要有两个帮手，两个马夫，一个司机，一个管家和一个男仆，一个厨师和一个厨房女仆，还有个帮忙洗碗的女仆，一个女佣长和两个女佣，还有我外婆的专用女仆；还包括供我们娱乐的动物，供我们学习的家庭教师和学堂；还有书籍、大量有益健康的食物、亚麻而不是棉布材质的床单；除了餐厅、吸烟室和前厅，还有三间独立的房间供一天不同时段使用一不知为何，外婆总是在前厅喝茶，还有一间婴儿室。财产是不容破坏的，实际上，将所有这些维持在一个适当水平后，我们几乎没有剩余收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说过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卡莱尔说：“再独具慧眼之人也无法穷尽任何事物的意义。”而拉斯金则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灵魂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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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趾高气昂的南方人和充满憧憬的北方人大肆宣扬，说欧洲温暖地区不存在清教主义和拘谨氛围。花大力气去论证、去强调男性风度、记录艳遇数量一一也许，在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所遇到的确实不是被压抑的性欲，而是有时会令人起疑的、想象出来的性吸引。尽管也一定存在着千千万万真实而温暖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胖子雅尼·哈吉卡基斯这个极端的例子，对我来说似乎有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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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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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版了布莱恩的五本书：1955年的《朱迪斯·赫恩》，1958年的《牧神节》，1960年的《金杰·科菲的运气》，1963年的《来自地狱边缘的回答》，最后还有1966年的《冰激凌皇帝》。但为什么，有了这些良好开端，我们却没有继续出版他的其他书呢？好吧，由于我们在广告方面太过节俭，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他。在电视孕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之前，图书推广几乎完全依赖于评论（这个我们总是能获得的）以及在报纸上做广告。采访和公开露面很少见，而且只适用于本身就有新闻的人。对作者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作者阿兰·庞巴德，曾划着橡皮艇穿越大西洋，想要证明遇难的水手如果知道正确的做法，就能在海上存活。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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