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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叙事只是一种世俗神话，是权力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意识形态），同时也是被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乌托邦）。正因为如此，一旦昔日的被压迫集团获得了权力，它就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显然，到这个时候，当初的乌托邦就与这个集团自身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方案：一方面，它仍试图从当初的乌托邦那儿获得一种来源于历史却已快耗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了既得利益，它又不得不把曾经被自己驱逐掉的那种意识形态偷偷塞进乌托邦的空壳中。它惊恐地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矛盾的因而脆弱的政治修辞学中。要想让别人相信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它显然就不能利用劝说，而只能利用催眠术。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不是用来说明什幺的，而是用来掩盖什幺的。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不是用来说明什幺的，而是用来掩盖什幺的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但在古代被解释为惩罚的那些疾病，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被认为是丢脸的，这与麻风病以及随后的梅毒后来的情形不同。就疾病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求助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P53）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具有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p.159) 尽管艾滋病与麻风病、梅毒一道顺理成章地成了荷载意义最多的疾病，但显而易见的是，那种侮辱丑化艾滋病患者的冲动受到了牵制。艾滋病如此完整地汇集了人们对未来的最为普遍的恐惧，以致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试图把艾滋病框定于某个离经叛道的人群或某个黑暗大陆的老一套做法看起来不合时宜了。(p.160) 艾滋病是地球村 (the global village) 的反乌托邦 (dystopian) 先遣队之一，可地球村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总在眼前，无人知道如何抗拒。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就目前而言，在个人体验和社会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夺取该疾病的修辞所有权 (the struggle for rhetorical ownership of the illness)，考察它是怎样被纳入论点和陈词滥调之中的，又是怎样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获得意义 (p.161) （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 (inflict stigma) 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在那些愿意成为现代人的人们中间，它的可信性似乎越来越有限了——这一过程现已处于审视之下。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 (guilt and shame) 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 (liberating)，甚至是抚慰作用 (consoling)。(p.161)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 (the medical model of the public weal)，就其影响 (consequences) 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 (authoritarian rule) 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但在古代被解释为惩罚的那些疾病 (illnesses)，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被认为是丢脸的 (shameful)，这与麻风病以及随后的梅毒后来的情形不同。就疾病 (diseases) 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唯有伤残 (injuries and disabilities)，而不是疾病 (diseases)，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 (individually merited)。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 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了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就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当今有关癌症多种成因的观点，与以前那种长期流行不过现已失信的有关结核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就暗含着这幺一种可能性，即癌症终究只有一种，而且正如结核病一样，它将被发现只存在一个主要病因，可由同样的一套治疗方案来控制。（……）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做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的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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