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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所谓“法律史”,教科书这一死板的工具已使这个术语大众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条法令就是一种具有明显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政府颁布法令,并没有一整套强制性的惩罚机构,迫使人们遵守法令。事实上,这样的戒律可以约束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控制行为的唯一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要受到道德、职业和时尚的左右,而它们的要求与法律不同,何况,法律的界限经常波动,而社会公认的准则即使因载入法律而显得更为明晰有力,也不会因此改变其性质。从严格意义来说,法律仅仅是现实形式上的表象,而现实本身是错综复杂的,难以为单一的研究提供有效的题材,而且,法律也没有穷尽全部现实。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当代盛行的核心家庭,还是以感情和利益为纽带的中世纪大家族,要真正了解家庭生活,难道只要逐条列举家庭法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么?某些人以为的确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就是对当今的法国家庭,我们也无法搞清其内在变化,这正是说明那些人真是太傻了。不过,在法律观念中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在许多社会总有一部分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制定和实施法律,自然会把法律作用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自有其传统,并经常运用其特殊的推理方法。总之,除非作为法官史,法律史难以鼓励地存在。人的科学中有这样一门分支也不是坏事,世间万象错综复杂,但无不从属于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法律史毕竟投射出一线微光,光的亮度虽然有限,却也颇能说明问题了。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黄老之术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此“无为”,本义乃“因循”或“顺势而为”,讲究顺着自然规律、人情秉性做事,而非什么都坐视不理。但理论是理论,真正落实到操作上,人人对“顺势”的尺度把握都不一样,“无为”就很容易变成“不作为”。比如下属上班偷懒睡觉,该不该管?难道偷懒不是人之常情吗?比如百姓穷困潦倒偷了块饼,该不该抓?难道进食求生不是人之本能吗?“无为而治”的理念下,好的一面是大事不怎么折腾百姓,而同时带来的就是细节处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汉初曹参在齐国实施黄老之术,学者就建议他对监狱、市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地方如果细查深究,全是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曹参的做法就是不作为。而在刘彻默认之下,张汤、赵禹的“见知之法”“监临部主之法”,相当于一巴掌拍在久无人坐的椅垫上,虽然拍的只是官吏这一小部位,然而整个垫子很快都要随之震颤起来,空中扬满积压多年的灰尘。“有为而治”好的一面是“时时勤拂拭”,每个地方至少看上去都是干千净净的,但也很容易走向过分苛察,撕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这是两种治理理念的分歧,它们就像一根绳子的两个方向,没有哪二种绝对正确。张汤式酷吏的出现,深文之法的出台,更大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刘彻时代的一种倾向,绳子要换一头使用了,宁静的时代即将过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很快都要一起紧张颤动起来。
    戴波 《有为》
    柏:我特别想知道,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金:苏州和吴江黎里应该就是我的写作源泉。有一位《繁花》读者说,“老金,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雅致,有吴文化千年积淀,更“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繁花》是非常挣扎的,等写了十万字,眼前出现了一个老先生,反复讲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有了这个声音,我就定心了。这像是寻找母语的过程,从开初云里雾里,直到遇见最亲切的苏式沪语,脑海里这说书先生就是我父亲,90岁后已经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了。他笔记里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在他中年时,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当年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假如那样的话,我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不会多次被抄家了…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等到他90岁后却认为书里没有真理,是一种自我颠覆。每个礼拜六我都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或者叫返璞归真。
    金宇澄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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