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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考与言说，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又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改变实践活动的逻辑和进程。这些人被称为“思想家” 。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在这个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定免不了要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好小恶。这个概念只通用于艾希这种犯下了“极端之”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体现出了“恶的平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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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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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有许多规则，规则组合构成了社会秩序。那幺规则和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人认为，这都是人类有意识地设计和创造出来的，换句活说，社会秩序是人类理性的造物。但是，哈耶克反对这种观点。他说，除人为没计出来的秩序之外，还存在自然生成的规则、自发演化出来的秩序哈克把这种秩序叫作自发秩序。这里要特别提醒你一句：哈耶克不仅提出了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他还明确表示，“自发秩序”更为优越。理解自发秩序的含义，以及它的优势何在，是学习哈耶克思想的关键。那幺，到底如何理解“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呢？我给你讲三个例子，都是哈耶克本人用过的。首先，一个最直观的、最“纯天然”的例子，就是“乡间小路。一开始田野上并没有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都会走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路线。一条路线只要有人走过，别人就更有可能沿用这条路线，当然后来的人也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新路线。过路的人多了，田野上就会浮现出一条反复被人采用的路线，这条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乡间小路哈耶克解释说，乡间小路的形成当然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它是许多个体分别选择、然后自然叠加形成的。它不是由哪个权贵有意设计出来的也没有经过集体商议和规划。这条小路在许许多多的个体选择中慢慢浮现出来，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乡间小路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在于，即使没有任何全面组织、理性规划，没有任何权力和政府的强制介入，也能自发产生出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有一个明的优点，就是在秩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伤害任何个人的自由。但是，启蒙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他们的观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所不同一他们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反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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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讨论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这种概括基本正确，但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波普尔是在主张，科学事业追求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家好像都变成了“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侠。这太匪夷所思了，天下哪有这种自找麻烦的科学家呢？科学家当然会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也从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追问：科学中所谓“正确”究竟是什幺意思？波普尔给出了回答：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要理解这个不彻底”，我们可以回到波普尔思想的起点，看看他是怎幺思考这个问题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波普尔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你不能事先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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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幺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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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幺启示，我（刘擎）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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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重要贡献在于综合前人的思想，以科学的名义提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心理结构理论。…弗洛伊德以科学的名义推广了他的学说，这是他名声鹊起的重要原因，但科学规范性也恰恰是他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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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自由选择，另一个是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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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尼采在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造反”的倾向，反叛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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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其实是说，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人类陷入了虚无主义。尼采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实际上是在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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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思想包含三个核心命题：“世界的祛魅”、“诸神之争”、“现代的铁笼”；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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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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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节提到，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也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注意，这里的“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那幺问题来了。我们刚说。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如果说有场观念战争。那幺科学理性不是已经获胜了吗？没这幺单这是一场的争，学理性没有胜。用学术语言来说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个范围；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力量，是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诸神之争”的战场在这个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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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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覚不可能没有痕，“解放的灵”就伏在裂痕之中。马尔库塞这个社会，力于揭穿这种性的统一，就是要把裂痕开，将解放的风放出来，在思想面上为变革创造条件。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于体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侧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马尔库塞希望，这些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能够从他的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产生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他呼呼一种“大拒绝”，呼吁人们去否定现状，不再沉湎于消费和享受，用“变革的主体性”取代“消费的主体性”，让抗议和反抗演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解放运动。但是，尽管怀抱如此宏大的期望，对于运动的最终结果，马尔库塞并不乐观。他说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然怀有希望。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到这里，你可能也发现了，马尔库塞一直说要变革，但却没有指明变革之后该怎幺办。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设性目标。还记得前面的例子中，那个要求变革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吗？马尔库塞可能会说，守门员变成前锋，这不是实质性的变革。那怎样才算实质性的变革呢？大概在足球场上游泳才算吧？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马尔库塞也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纪60、70年代的青年抗议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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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我曾开玩笑说，这对师生好像是给大家上了一副对联。福山先写了上联，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是《历史的终结？》。标题末尾打了个号。三年之后，他去掉这个问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则对了下联，他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是《文明的冲突？》，标题末尾也有一个号，三年之后他也去掉这个号，把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给之前的标题加了一个尾巴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导致师生二人相互疏远了很久。直到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与弟子和解。不过，感情修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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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而是匪夷所思地、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オ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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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判断的艰巨性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徳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徳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徳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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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太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自记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 moral integrity， 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徳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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