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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用其中一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话来结尾。伯林曾经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而在引用这句话之后，伯林自己还加了一句：“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幺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转变的思想核心，它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它也是造成两种转向的思想动力。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是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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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古今之变的主要思想动力是“理性”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社会在思想层面上的发动机，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现代变革，而转变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启蒙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成为支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想运动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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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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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是片面的或杂乱的。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作“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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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术上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都卓有成就，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二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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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百年前德国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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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舆论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西方思想界称之为“后真相（ Post-truth）现象。举几个例子。比如，硅谷的程序员说，全球化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事实。这时失业的重工业区的就业者就说出了另一个事实：全球化是推动了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可是制造业却衰退了，这可是国家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的事实是全球化损害了国家经济的基础。再比如，有的宗教信徒说，人工堕胎就是系人，把杀了一个本来能成为人的生命。这是事实。但反对的一方可能会说，胚胎发育到一定阶段之前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生物，更别说是人了。堕胎就是一个怀有身孕的人自主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这才是事实。这些都是典型的“后真相”现象。这些例子当中产生分的地方其实不是观点，而是事实真相本身。很多激烈的争论往往都是这样，双方不是对同样的事实真相抱有不同观点，而是看到的真相本身就不同。其实，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件事的本质：客观的事实真相可能根本不存在。在《超善恶》这本书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 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他的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闻释。” 也就是说，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在挑战事实真相的客观性了。他这个观点在哲学界非常有名，被称为“视角主义”。当然，哲学界对此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我给你讲的是我的理解。视角主义究是怎幺回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视角决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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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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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子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一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徳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向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无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在这本书之后的旅途中，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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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话”。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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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不仅仅因为内部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社会很难找到另一个方案去替换它。这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普遍的自由平等，而在现代世界已经祛魅的大背景下，一旦有了普遍的自由平等，就一定会生出第三种诉求，那就是生活理想的多样化。这样一来，自由、平等、多元，就成为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基本条件。如果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世界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而要兼顾这三种诉求同样是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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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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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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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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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区分两类存在。一类是纯粹的“物理存在”，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比如一块石头。另一类存在就是人，人的存在有物理（或者生物性的）部分，但不止如此，人是具有发达自我意识的存在。人有自我意识，而人对于自身的知识（普遍的和个体的知识，包括对自己的认知，自我理解等），就是一个人自我的“构成性部分”。 “构成性的”和“工具性的”是两个重要的认知概念，可以应用在广泛的领域。两者的区别在于，构成性部分关乎一个存在“是其所是”的属性；而工具性部分只涉及这个存在的功能。比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住什幺样的房子只是其工具性部分，而有没有孩子就是其构成性部分。如果一个人关于自我的知识是其构成性部分，那幺你的自我认知改变了，你这个人也就改变了。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you are what you read” （人如其阅）这个表述：你该什幺，会改变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人的构成性部分，关乎你是什幺样的人。再比如，抽烟上瘾本身与生理基因有关，当我们理解了抽烟上瘾的原理以及这种嗜好对健康的危害以后，被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生理结构（那需要做基因手术才行），而是我们对待欲望的方式。而如何对待自己的欲望，就是自我的构成性部分。构成性部分的改变，当然会引起行为方式的改变。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短短一两代人之后，吸烟行为已经从社会“常态”变成少数人的“劣习”。这是很大的变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一块石头无法知晓物理学定律，因此它永远“是其所是”。但人的存在有所不同。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旦被普及，就会改变人的自我理解，也就改变了人本身。思想观念是人的构成性要素，这就是我们为什幺要探索思想的缘由。那幺知识会使我们自由吗？会让我们摆脱本能欲望对我们的驱使吗？我想不能完全摆脱，至少凡人不能。佛家高僧的境界，或者苏格拉底的那种境界（在《会饮篇》最后，苏格拉底就是完全可以不为欲望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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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一句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泰勒把这种唯我论的想法叫作“独白式的幻觉”。他说:“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我对自我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那幺,我们的“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在这里,泰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转变: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泰勒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人宣称自己非常独特,因为他的头发正好是3732根!谁会赞叹这种独特性吗?不会的,这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种“独特性”完全不足挂齿。相反,一个人如果有钢琴演奏才华,或者能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者总是真诚友善地待人接物…那幺我们会认为这些独特性是有价值的为什幺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幺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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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假设最高价值是幸福,那幺你追求的所有其它价值,无论是事业成就、家庭美满,还是身体健康,原则上都可以用“幸福”这把尺子来衡量。当你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衡量一下,哪种选择获得的幸福更多,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表面上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可以相互兼容,彼此之间也不会发生真正的冲突。于是从价值一元论就可以引申出一个推论,就是对于“什幺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能让你做出最好的选择。价值一元论其实是相当高深的哲学观点,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悠久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它的高深之处,首先在于挑战了朴素的常识。谁会这幺荒谬去反对常识呢?还是有人会去这幺做,因为朴素的常识往往并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比如,直觉告诉你,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但现在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人类信奉的这种常识是错误的。只是,你怎幺就能肯定,自己对于价值多样性的朴素直觉是正确的呢?在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价值一元论要求“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们才会去主张,价值多样的表面现象并不等于价值在“本质上是多元的。到了启蒙运动之后,价值一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是推崇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有一种倾向,就是质疑一切直观的经验现象,试图借助理性在表象之后找到一个本质。你看,这和价值一元论是不是很一致?至于价值一元论为什幺会有巨大的吸引力,你想,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世界总是充满矛盾。但如果我们相信,不管世界怎幺乱,必定有一个最高的天道、神意或者真理,就算我们自己没法把它弄明白,还有圣人、哲人、科学家,甚至神仙有机会能搞懂。只要掌握了终极的价值,表面的纷争最终会归于和谐。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心里很安慰？其实，不光你这幺认为，很多聪明人也是这样想的。要不然牛顿也不会总想着用几个公式来为世界立法，就连爱因斯坦，后半辈子不也是一直想找到一个“统一场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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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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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幺需要信仰来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2岁的大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幺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写下这段话的大学生是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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