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的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预示力,愈普遍,就愈是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变得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的其他房间。它们可能是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精神意图的容积,会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而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封死。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幺或可以是什幺的认识构成的。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幺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可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冲突。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苏珊·桑塔格 《同时》0
苏珊·桑塔格 《同时》0世间只有几种人不能崇拜英雄:一是愚昧者,根本不能辨别好坏;一是骄矜妒忌者,自私地野心蒙蔽了一切,不愿看旁人比自己高一层;一是所谓“犬儒”,轻世万物,是一切无足道;最后就是丧尽天良者,毫无人性,自然也就没有人性中最高贵的虔敬心。
朱光潜 《谈修养》0
朱光潜 《谈修养》0如果从般若空性思想去看,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都并不具备实有的特质,而是互为缘起的非二元关系。如果套用物理学的说法,在围观层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其实是由观察主体的认知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山河、芸芸众生,不过是因认知而显现出的境界而已,认知不同,所观察到的世界也不同。在佛学理论中,常常会用“万法唯识”来解释这种认知逻辑。
成庆 《人生解忧》0
成庆 《人生解忧》0尽管我们主观上会觉得幸运的直觉很令人信服,但它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它会造成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它甚至可能会引诱做梦的人与解析的人,使二者继续这种很容易实现的思想交流,结果可能是产生一种共同的梦。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220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土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幺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传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发展为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当时,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状态”。他还主张,启蒙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用理性来检查以往未经反思的信念,无论是神圣的上帝,还是威严的法律,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 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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