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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入侵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为自由工商业为不发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钱穆 《国史新论》
    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钱穆 《国史新论》
    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有死，故得有完成。
    钱穆 《人生十论》
    在世界人类的文化历史上，犹太与中国，或先或后，在那一段时期内，都曾有过卓绝古今的大哲人出现。他们正都是处在身生活问题粗告一段落，心生活问题开始代兴的时期，遂各有他们中间应运而起，来解答此新问题的大导师。有的引导心向神，有的引导心向物，人心既是奔驰向外，领导人也只有在外面替心找归宿。只有中国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
    钱穆 《人生十论》
    求圆满，则必求有限。求有成，则必求有死。死是把人生定一界限，可让人生圆满有成。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
    钱穆 《人生十论》
    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灵魂饭，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P147
    余华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从苏格拉底到马尔克斯，有关灵感解释的历史，似乎只是为了表明创作越来越艰难的历史。而究竟什么是灵感，回答的声音永远在变奏着。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所以要解释灵感，并不是他们知道灵感，而是他们不知道。”我不会奇怪。P65
    余华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最后一个例子应该属于司汤达。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38岁的作家倒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法语培养出来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19世纪浩若烟海的文学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可能是司汤达，尽管两人之间的风格相去甚远，就像宫殿和监狱一样，然而欧洲的历史经常将宫殿和监狱安置在同一幢建筑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也被欧洲的文学安置到了一起，形成古怪的对称。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已经有十五年的写作历史，我知道这并不长久，我要说是写作会改变一个人，尤其是擅长虚构叙述的人。作家长时期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蓝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对阅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记住了什么，面不是他们读到过什么。他们记的很可能只是几句巧妙的对话，或者是一个丰富有力的场张，甚至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都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难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其实是同床异梦，虽然前者创造了后者，然而后者却把握了前者的命运。除非编年史的专家，其他的阅读者不会在意作者的生平、数量和地位，不同时期对不同文学作品的选择，使阅读者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经历，也就是保罗·瓦菜里所说的精神的历史。因此，每一位阅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史编写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史。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在获得成功或者品尝了失败之后，再回首往事，常常会发现过去生活中的某一个平常的选择，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举动，都会带来命运的动荡。在这一点上，人生的道路和历史的道路极其相似，然后就会诞生故事的道路。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流传，经常是取决于某些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对阅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记住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读到过什么。他们记住的很可能只是几句巧妙的对话，或者是一个丰富有力的场景，甚至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都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难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其实是同床异梦，虽然前者创造了后者，然而后者却把握了前者的命运。除非编年史的专家，其他的阅读者不会在意作者的生平、数量和地位，不同时期对不同文学作品的选择，使阅读者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经历，也就是保罗·瓦莱里所说的精神的历史。因此，每一位阅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史编写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史。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已经有十五年的写作历史，我知道这并不长久，我要说的是写作会改变一个人，尤其是擅长虚构叙述的人。作家长时期的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尽管布鲁诺·舒尔茨与卡夫卡一样写下了本世纪最出色的作品，然而他无法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德博拉·福格尔也无法成为森林。这并不是因为布鲁诺·舒尔茨曾经得到过卡夫卡的启示，即便是后来者的身份，也不应该削弱他应有的地位，因为任何一位作家的前面都站立着其他的作家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把作家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文学放在了第二位。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文学比作家更重要，保罗·瓦莱里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文学的历史不应当只是作家的历史，不应当写成作家或作品的历史，而应当是精神的历史，他说：“这一历史完全可以不提一个作家而写得尽善尽美。”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可以这么说：《鲜血梅花》是我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或者说我的叙述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奇花和异草历历在目，霞光和云彩转瞬即逝。于是这里收录的五篇作品仿佛梦游一样，所见所闻飘忽不定，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世事如烟》所收的八篇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因此人物和景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这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努力，当时我努力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我胆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少年内心的成长，那是恐惧、不安和想入非非的历史；《战栗》也是三篇作品，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对命运的关心；《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十二篇作品，这是上述六册选集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一册，也可能是最令人亲切的，不过它也是令人不安的。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把作家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文学放在了第二位。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文学比作家更重要，保罗•瓦莱里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文学的历史不应当只是作家的历史，不应当写成作家或作品的历史，而应当是精神的历史，他说：＂这一历史完全可以不提一个作家而写得尽善尽美。＂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文学比作家更重要，保罗·瓦莱里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文学的历史不应当只是作家的历史，不应当写成作家或作品的历史，而应当是精神的历史。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流传，经常是取决于某些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记住的很可能只是几句巧妙的对话，或者是一个丰富有力的场景，甚至一个很精彩绝妙的比喻都能让一部作品成为难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其实是同床异梦，虽然前者创造了后者，然后后者却把握住了前者的命运。……因此，每一位阅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史编写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史。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流传，经常是取决于某些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对阅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记住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读到过什么。他们记住的很可能只是几句巧妙的对话，或者一个丰富有力的场景，甚至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都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难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其实是同床异梦，虽然前者创造了后者，然而后者却把握了前者的命运。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布鲁诺.舒尔茨与卡夫卡一样，使自己的写作在几乎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在不断扩张的想象里建构起自己的房屋、街道、河流和人物，让自己的叙述永远大于现实。他们笔下的景色经常超越视线所及,达到他们内心的长度；而人物的命运像记忆一样悠久，生和死都无法测量。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失去了空间的民族，只能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于是我们读到了丰厚的历史，可是找不到明确的地点。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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