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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都忘了，谁替我们记得？
    申奥 《南京照相馆》
    照片能褪色，但历史不会——它只是等有人翻开。
    申奥 《南京照相馆》
    文学比历史更久远，因为事件转瞬即逝，相反文字会留存下去。 ——我们不曾现身于历史事件的现场，但我们置身于文学记载之前。
    博尔赫斯 《最后的对话 Ⅰ》
    艺术和文学……或许应该尝试从时间里解脱出来。有很多次我曾经被告知艺术取决于政治，或是历史。不，我相信这是大错特错的。
    博尔赫斯 《最后的对话 Ⅰ》
    跨时空的管理员，总给我一个感觉：他在一根管子中做跨时空游动，各个世纪时空就像装在瓶子里面的微缩景观，尽管每个瓶子中都是几十亿人的生活和各自的历史。
    阿西莫夫 《永恒的终结》
    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开工，荣德生始终不答应：“宁可毁灭搬空，决不合作。”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和八厂的产权，他严词拒绝，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下一副对联自勉： 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傅国涌 《大商人》
    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如果没有张帮助筹集的经费，几乎难以维持。因此，有人说张謇实际上是中华民国的“助产士”。
    傅国涌 《大商人》
    这些实业家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跟进的。
    梅尔·吉布森 《血战钢锯岭》
    现在人们习惯的八小时工作制就是从永利开始的，1927年起，日夜两班改为三班，如果加班则六小时为一工。因为经济困难，永利一度改为十二小时一班，不久又恢复为八小时制。陈调甫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我所知只有永利一家。”
    傅国涌 《大商人》
    没有科学没有面包，人类都能活；唯独没有了美，人类就活不了，因为人类将无事可做！一切奥秘，一切历史尽在于美！没有美，科学连一分钟也撑事可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 《群魔》
    在经济、社会和政府的三重打击下， 一方面，茶馆生意的下降导致大批女招待被解雇，1941年便有200多个女招待失业； 另一方面，许多人把女茶房视同妓女，她们面临极大的社会歧视，使许多妇女不敢涉足这个行业，有的女招待也迫于压力而辞工。
    王笛 《茶馆》
    在晚清成都，各业商人共组成51个商帮，“茶叶帮”属于其中之一，下属54个茶叶店，但并没有包括茶馆，也不存在茶馆帮。 1905年在清政府推动下，成都，总商会成立。到1909年，成都的69个商帮组成69个商务分会，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与餐馆同归于“饮食业”，而没有与茶叶店同类。从资料看，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团体。 在民初和军阀混战时期，茶社业与澡堂一起隶属“水帮”。 实际上在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便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业组织的法规。
    王笛 《茶馆》
    都可能危及茶馆的生意。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粗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佣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
    王笛 《茶馆》
    在与其他小商业的竞争中，茶馆占有优势，但同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为避免同行恶性竞争，茶馆同业公会试图限制茶馆数量，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相应规章以示支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 另一方面，竞争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了茶馆业的繁荣。
    王笛 《茶馆》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吒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积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王笛 《茶馆》
    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 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 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王笛 《茶馆》
    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政府颁布规章以控制民众的娱乐，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这个研究也揭示，在不同的层次上人们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倾向正统，有的则陷入异端，显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野。不过这种分野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彼此重叠。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空间。
    王笛 《茶馆》
    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人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人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王笛 《碌碌有为》
    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 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 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王笛 《碌碌有为》
    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从一定程度来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克制自己的权力，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勤劳、聪明、肯吃苦、善于经营。往往他们有更多自由的时候、权力退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经常说的“与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王笛 《碌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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