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句子 | 关于历史的句子 | 描写历史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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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颜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会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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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幺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社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式正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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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喘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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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觉得“文明冲突论”令人信服吗？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它遭受到了哪些批评。有一种批评指出，人类冲突的原因有多种，宗教以及文化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但未必最为重要。“文明冲突论”首先就解释不了冷战，冷战对抗的两大阵营并不是按“文明的断层线”展开，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界。虽然亨廷顿针对的是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但他理论的依据是更大尺度的人类历史。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常常比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幺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而最有力的颠覆恰恰来自亨廷顿自己。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我们是谁？》，其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文化核心，主要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等等。但他在书中表示担忧，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了文化的分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那问题来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丧失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幺文明怎幺可能是牢固不变的呢？比如，韩国被亨廷顿划入儒家文明圈，但韩国的基督教徒不断增多，已经占据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也是文明发生变化的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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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在你看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在哪些方面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最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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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可是，为什幺经济发展了，人们会想要参与政治呢？这就需要参考福山的哲学论证。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到此，福山完成了三个环节的推论，论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你觉得这套论证具有说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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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福山的这个观点其实借鉴了早期学者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阐释。在某种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中，为了“获得承认”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开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奴隶承认奴隶主，满足了奴隶主的承认需求。但奴隶没有获得承认，就开始反抗奴隶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始终有不同阶层和身份的群体加入这场斗争。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史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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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其次来看看两个维度，我认为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我们提到了自由主义是一个大家族的说法，它就像家里有一大堆孩子，都去学校上学，有的特别会考试，有的会打篮球，有的会跳舞，但同时呢，有的数学不好，有的语文不好，有的和同学关系不好。于是这个大家族三天两头就会听到表扬和赞赏，也受到接连不断的批评和抱怨。这就解释了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自由主义一直在“死亡”。其实是因为，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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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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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比，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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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呢？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比如你下决心要去健身房锻炼，却又总是犯懒，一下班就不想动了。你想，反正也没有人催我，玩20分钟手机再去锻炼吧；结果玩了两个小时，最终也没有去健身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滥用了自己的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积极自由。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自律给我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克服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实现积极自由。如果你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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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伯林曾经给俄国文学家分类，说普希金是狐狸，而托尔斯泰是刺猬。如果要你来分类，对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你觉得哪些人是属于狐狸，哪些人又是刺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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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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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你了解20世纪的西方历史吗？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原因又是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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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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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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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春节时会大规模返乡。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不自然的，有违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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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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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这是，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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