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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认为，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并不容易反驳，因为“当代人不必为历史负责”这种说法，背后的依据是一种道德理论支持，叫作“道德个人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在经过了17世纪以来几百年现代的转变之后，“神意”和“天道“被“祛魅”了，“自然”等级结构被瓦解了，这一切都变得“不自然”了。现代人将自己视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政治权威就必须解释其统治的根本依据。与古代简单的宣称不同，现代的政治权威需要提出一套理由，来论证其合法性。统治与服从需要一套理由，这是现代政治权威的特殊性所在。在西方近代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卢梭和洛克等提出了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都是为现代的政治权威提供依据理由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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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个主要论点。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你想，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幺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也就无法用科学方法来预测。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1945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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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你可能会说，人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的主观努力能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呢？而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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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与祛魅那幺，祛魅意味着什幺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是把祛魅当成是世俗化一人们不信宗教，就是祛魅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要比这复杂一点。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宗教”和“迷信”连在一起说，“宗教迷信”。但在西方历史里，宗教和迷信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对应到祛魅这件事情上，祛魅其实分了两步，先针对迷信，再针对宗教。我还要提醒你一点：韦伯揭示的“世界的祛魅”不带有好坏价值评判的色彩，这只是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描述。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祛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理性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韦伯也知道，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你高兴也好，失落也罢，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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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个词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的含义。 “modern”这个词直到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在16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并且，很久以来人们不太关心“当下的时代”，缺乏对当下的敏感度。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循环历史观”。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一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激发现代变革主要的思想动力是理性的观念，确切地说是“启蒙理性主义”。社会现实的因素与思想观念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了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被称为“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指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被称为“现代性”。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主要用于美学领域，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指西方经过现代化之后，文学艺术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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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解的思想人物，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现代性问题”。人类从古代到现代发生了重要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17世纪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逐渐被察觉和认识；其后，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也变得明确和紧迫。本书对现代思想的探索，主要着眼于“晚期现代思想”。早期与晚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思想家不再抱有18世纪启蒙时代对“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而是在现代化过程及其后果中看到了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少疑问，他们更多地以反思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性。“现代性”这个词继而经常与“问题”“困境”和“危机”联系起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术语也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困境”或者“现代性危机”。关注现代思想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是本书的核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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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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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但你是不是被施加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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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止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人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显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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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追要。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在这本书之后的旅途中，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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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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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如果赡养父母，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上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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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社会工程，就是对传统做出渐进温和的改良，防止激进的革命，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试图整体性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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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 “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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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世界城市的居民，相互依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的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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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韦伯在台上，演讲的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类的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他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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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字面的含义。英语“modern”这个词的原意是“当下或此刻”，“现代”就是指“现在或者最近的这个时代”。可这幺说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当下的时代”，那幺每个时代都会习惯地自称为“现代”吗？当然不是。 “modern”这个词是什幺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并不古老，它要一直到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之后成为日常用词，越来越流行。也就是说，在16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并且，很久以来人们不太关心“当下的时代”，缺乏对当下的敏感度。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许多直接的自然经验都和人们的这种感受相吻合，比如日复一日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王朝的由兴而盛、盛极而衰的更替…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循环历史观”。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一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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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戈尔认为,只要你信仰,你就永远与上帝同在,并因此始终是基督和上帝的见证人;但是见证决不能凭借“生理之眼”的思辨或者历史,因为道成肉身一旦理解为思辨的或者历史的真理,也就不是激情或信仰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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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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