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丧"的句子:本页收录的丧的句子/关于丧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丧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也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以被控制,变得顺从。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 我们可能注意到《反对阐释》一文的标题中的「阐释」是一个单数名词,这就意味着,桑塔格并不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惟一的一种阐释,即那种通过把世界纳入既定的意义系统,从而一方面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的阐释行为。- 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 一切风格——也就是说,一切艺术——都声称自己是一种形式。世界最终是一个审美现象。- 电影处在攫取其他艺术并能以层出不穷的新的组合方式来利用那些即便是陈旧的因素的位置。电影是一种泛艺术。它能利用、吸收、吞食几乎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刻,舞蹈,音乐,建筑。- 或许,如今被贴上「六十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是因为一场战争—任何战争—看上去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纯。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一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一“他们”又是谁?一那幺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们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一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一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如果不是不恰当的一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一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一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捕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采,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奇予遭受战争和且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一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篇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在《论摄影》(一九七七)一书六篇文章的第一篇,我谈到虽然通过照片了解的一个事件,肯定比没有照片了解得更真实,但是经过不断曝光之后,真实度开始减弱。我写道,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幺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幺肯定了。有什幺证据表明照片的影响不断递减,表明我们的观奇文化消解了暴行照片的道德力量吗?问题的关键是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影像力量的损耗,视乎它以何种方式被使用,它在哪里被观看和它被观看的频率。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量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电视最大的特点在于你可以转台,在于转台、不耐烦和沉闷变成一种正常状态。消费者垂头丧气。他们需要被刺激起来,被启动起来,一次又一次。内容不外乎这类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观看内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集中——而媒体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种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识的集中;媒体把内容过滤掉,是使感觉麻木的主犯。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幺,于是就什幺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幺吧,学点什幺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只是要吃饭。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 一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幺也干不了,什幺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幺能在一起生活这幺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城实,勤在向上,那时准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幺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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