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一般舆论反对阿伦特),假如是我,应该说会承认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世界的现实。但是,如果作为精神的东西考虑的话,基本的问题是独立人的精神如何在社会中显示自己的姿态?而且,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精神,……无论是收集2000个人的签名,还是18个人的签名或5个人的签名都已经不是精神了。……集团的东西削减了个人的独立性。在公共的场合,取消了叙述自己语言的、个人的仅是自己的一个人的责任及勇气,这么说是因为在集团中的个人会感到更加安全。集团中的个人这种个人,如果按我的判断来说,是违反精神的公共性的意义的人。只要是这样,我完全否定在这论争中具有集团性质的个人。(卡尔·雅斯贝尔斯)
翻过高山,正遇江海。行过雪原,恰逢花期。这大概就是行走的意义。
辉姑娘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0
辉姑娘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0触及过去或未知的未来的每一种思考,都使他心痛。由于这种痛,马雷克·马雷克不能把任何一种思考进行下去,他必须驱散这些思考,使其变得模糊不清,不再蕴含任何意义。他一想到自己过去是个怎样的人——心就痛;他一想到自己现在是个怎样的人——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他一想到自己将来会是个怎样的人——心就痛得无法忍受。他一想到房子,立刻便看到腐朽的梁木,日内就会垮塌。他也想到田地,他记得,田地没有播种。他想到父亲,他知道自己狠狠揍过父亲。当他想起姐姐的时候,便记起自己偷了姐姐的钱。当他想到那匹心爱的母马,便回忆起自己从醒酒室出来找到它时,它已经死了,连同刚出生的马驹也死了。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0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0在起跑线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起码还证明你在路上,还一直有想往上走的勇气。
孙婷婷 《没有工作的一年》0
孙婷婷 《没有工作的一年》0他指出,这个案子与“五角大楼案”不同,后者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阻止新闻发布,而这个案子,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原子能条例》授权禁止。他认为,这个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条例是清楚的,范围是适度的。再说,相比之下,“五角大楼案”只牵涉到3至20年以前的“历史资料”,这个案子则不同。最后,他主要是注意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风险。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他写道:“如果作出一个反对美国的裁定,这一错误将为我们所有的人铺平通向热核毁灭的道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生的权利受到威胁,出版的权利变得可以商権。”法官“遗憾”地签下了这份预禁令。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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