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版了布莱恩的五本书:1955年的《朱迪斯·赫恩》,1958年的《牧神节》,1960年的《金杰·科菲的运气》,1963年的《来自地狱边缘的回答》,最后还有1966年的《冰激凌皇帝》。但为什么,有了这些良好开端,我们却没有继续出版他的其他书呢?好吧,由于我们在广告方面太过节俭,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他。在电视孕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之前,图书推广几乎完全依赖于评论(这个我们总是能获得的)以及在报纸上做广告。采访和公开露面很少见,而且只适用于本身就有新闻的人。对作者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作者阿兰·庞巴德,曾划着橡皮艇穿越大西洋,想要证明遇难的水手如果知道正确的做法,就能在海上存活。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记住,努力的过程并不只包含努力本身。 >> 在他们采取的策略不奏效时改用新策略的重要性。(我们不希望他们运用同样无效的策略一遍遍地努力。)我们希望他们在需要时去寻求帮助,去听取他人的意见。这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领会的努力过程:努力工作,尝试新策略,听取意见。
卡罗尔·德韦克 《终身成长》0
卡罗尔·德韦克 《终身成长》0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期,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轻微的应激性精神障碍的症状。回到广州之后,我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不联系。电话我早已不接,连号码我都换了,QQ上有人给我留言我也不回。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虽然我认为以十年为单位赋予人生某种标准或意义并不科学合理,同时也不该通过一个人做成或拥有什么来衡量其价值,但我还是无法做到超脱于世俗定见之外。我为自己的一事无成感到自卑,尽管我认识到这种自卑并不成立,我哪怕一事无成但仍然可以骄傲,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做成什么事,这不属于我的自我评价标准。可是当年的我还不能像今天这么坚定,当别人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对我仍然会造成困扰甚至伤害。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那么,我们该怎么读荷马?阿喀琉斯是荷马笔下的头号英雄,最卓越者。什么是最好的、最棒的、最优秀的?《伊利亚特》歌咏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他为什么愤怒?不是为什么高尚的理想,而是为了跟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奴。他还缺乏大局观,因为失去布律赛伊斯闹意气,甩手不干,听凭特洛伊人大破自己的友军。他杀死赫克托耳之后,竟然蹂躏赫克托耳的尸身。我们希望一个怎样的阿喀琉斯呢?顾全大局,先人后己,他本人尊重女性,关怀弱势群体,他手下的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的观念多么正确,我们的道德多么优越啊。顾全大局挺好的,关心弱势群体肯定正确,然而,一个时代要变得怎样生趣全无,那里的人们才会想到把自己变成楷模,变成标本,执以度量和评判古人。我肯定反对蓄奴,反对抢劫。那我干吗去读荷马?我干吗不多自拍几张,放进相册里慢慢欣赏?
陈嘉映 《希腊别传》0
陈嘉映 《希腊别传》0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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