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句子 | 关于教育的句子 | 描写教育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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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与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眼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这显然是三位诚实正直的人，难怪他们在审判中抵住巨大诱惑，无一人表现出矫揉造作——这三个在德国出生、接受德国式教育的法官，从不假装听不懂而等他们的希伯来语翻译说完再开腔。翻译几乎话音未落，主审法官摩西·兰道就发言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自已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就像一个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彼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当然，我知道人们普遍认为冷战是一种威胁，但我记得1939年那种真正的“威胁”是什么感觉——每个人都从骨子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当首相会晤希特勒回来，宣布可以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之时，人们短暂的宽慰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在战后的各种危机中，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都嗅不出当年那种威胁的气息。尽管我的直觉碰巧是对的，但对于这个国家战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过程似乎就像地壳板块移动一样缓慢，难以察觉——但板块移动终究会改变地球的面貌，而英国的变化比这要快得多。如果人们对历史有多一点关注，就会记得，一个帝国覆灭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我还是个孩子时，曾经仔细研读地图，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被涂成粉红色，感到非常满足，因为这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我还会同情其他国家，觉得它们那些小块的、颜色不起眼的领土远不如我们的辽阔。我怀疑，我二十岁出头时遭遇的那次个人不幸严重打击到我的自信心时，童年这种自豪感的教育对我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英国人是伟大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事实证明，这种观念在很多其他人心中比在我心中更为深刻，因为我很快就摆脱了它，到上大学时，我已经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粉红色块都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但是，由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意味着英国必须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模式——如今的政客们，似乎依然对此一无所知。从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沦为欧洲海岸边一个不属于欧洲的小岛，这种身份转变，他们似乎始终无法理解。他们努力融入欧洲，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这些努力粗手笨脚、不情不愿——仿佛觉得欧洲应该感谢我们的“屈尊加入”，这显然说明，他们的努力多么肤浅。也许，我们的岛屿不太可能仅凭自身力量就能良好运转，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成为其他国家富人 50的避税天堂？（在答案揭晓之前，我肯定已经死了，对此我非常高兴。）不过，尽管在战后不...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0

回到家乡，这种感觉也逐渐开始占上风，而且还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让生活比战前更贴近它应有的美好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上层阶级都过得很好，但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至少对贫富间存在的丑陋裂痕感到有些负疚。我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年轻人（除了少数拿奖学金的以外），大多都受益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却没有一个人认同父母所秉持的阶层观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加入共产党，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我没有加入，但理由并不堂皇，主要原因是懒惰，我担心献身于这项事业将成为艰苦的工作，占去我非常享受的欢愉和轻浮时间。显然，如果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尚且觉得负疚，那么众多贫困阶层的人心中必然积压着更多愤怒。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因此，工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赢得选举不足为奇。我当时在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不起眼的部门工作，那是附属于海外广播部新闻编辑室的一个信息中心。大选结果公布当晚，大家在新闻编辑室熬了一整夜，听着传来的结果，越来越激动，因为这是房间里每个人都期望的结果。我们并不质疑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重要性，却也没人希望这位老人再次把我们带回过去。我们当时确实相信，从此就能着手建设一个美好的、将由公平和正义主导的未来，我们会“归还”海外“殖民地”自由，让它们自主发展，不再从那里掠夺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实在天真得令人伤感——毕竟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当年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依然为能亲历那样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而且，那时前方确实有真正的好东西等着我们，国民医疗保健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快就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更是花更多时间哀叹它的缺点，而不是承认它的成就。但对任何一个记得战前医疗状况的人来说，这就是个近乎奇迹的体系，是这个社会取得的一项巨大而坚实的成果，无论我们还会失去什么，都必须守护好它。教育领域也突飞猛进，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确实比战前好多了。人...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0

（P322）……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P324）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P322: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已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我们联系上不久，她就承认因为担心《藻海无边》（现在已经改为这个书名了）的第二部分，她几乎筋疲力尽。在这一部分，罗切斯特先生出现，并与安托瓦内特结婚（她不喜欢勃朗特给他妻子起的“伯莎”这个名字，因此选择用中间名来称呼她）。必须在书中建立起他们的关系，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利益婚姻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简在信中说，对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和学校教育，她完全可以描述，“结局也没问题，因为我在英国，很容易想象发疯的状态”，但对婚礼和接下来的具体琐事，她写不出来，为此她非常痛苦，“写不出具体事件，一件也写不出来，写不出对话，什么也写不出来”。她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早期版本寄给了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又拿给我看，第二部分确实单薄，婚姻几乎没有延续多久，立刻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关于这一点，我写信给她，但我很紧张，因为第一部分实在太棒了，我正在处理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天才之作。她接受了我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到她写给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时，才发现我的建议确实有用。她告诉了他某些引导她继续前进的“线索”：第一个是奥比巫术及其必须在故事中发挥的模棱两可的作用，“第二个就是阿西尔小姐建议为这对不幸的夫妇增加几个星期的幸福时光，直到他接到那令人困扰的信件”，她开始遵循这个建议，立刻看出“他一定会爱上她，但同时很暴力”，婚姻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开始了其复杂而痛苦的旅程。严格来说，这是我对简·里斯作品的唯一编辑干预，在细节方面，她是个完美主义者，从不需要 “整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时至今日，岛屿两端的山峰鲁莽地直插大海，已经打败了无数筑路者，因此整座岛屿没有道路环绕。直到1956年，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的道路才倾斜地越过岛屿，可以通车，由于群山阻碍，山路比直线距离远得多。这条横贯海岛的公路，被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皇家大道”，大约是在1900年正式“开通”的，但实际上到了中途就逐渐消失了，只有最初的五六英里在水面之上。简在岛上的日子，要么沿着岛屿航行，要么在经常被洪水或山体滑坡中断的崎岖小径上骑行。即使是连接加勒比海一侧的两个主要城镇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平坦海岸公路，在1972年以前也还根本不存在。如今，有几条狭窄的碎石路从海岸直通山区，农民可以用卡车将他们的产品运下山再装船运走，但是简去日内瓦自家的祖产看望祖母时，还需要在石头小径上骑行九英里。除了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那条路，多米尼克那些狭窄崎岖的道路至今还令人生畏：有那么多森林要清理，那么多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急弯要越过，那么多热带的倾盆大雨会冲走刚建起的一切……但没有钱，没有设备搬运泥沙！全是些探险小径，想要持续维修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很少有白人在多米尼克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简的少女时代，一位精力充沛的管理员鼓动了新一代英国种植园主来到这里，导致白人人口一度飙升·…从1891年的44人增加到1911年的399人＇。但是新一代种植园主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人数已经不足十几个。简的父母把她姐姐送到有钱的亲戚家抚养长大，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时候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是不工作的，她们长大嫁人，但多米尼克哪里可以找到能嫁的人？一个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对这个岛屿严重忽视，尤其在学校方面，所以多米尼克几乎没有黑人接受过任何教育。不管怎样，种族偏见也不可能让黑人成为白人女孩的丈夫，就算可能，他们之间也不会真的和谐。对白人的教育尽管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白人女孩也识字。在殖民社会，只要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维迪亚从记事起就恐惧并厌恶特立尼达。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就在拉丁语启蒙课本的封底上写下誓言，要在五年内离开此地（实际上他花了六年）。他在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重访加勒比》中记录了这一点，还描述了他第一次重游西印度群岛时，做了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研究他害怕和讨厌自己出生地的原因。这是对此地极度消极的看法，忽略了整张图画中好的一半。他的想法与其说是来自头脑，不如说是在神经系统深处花了很长时间孕育成熟，然后伴随着一股力量自然地流淌而出。他说，过去人们只知道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国家，它既不具重要性，也不具存在感，它最先是西班牙、接着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用来赚钱的地方，由于使用奴隶劳作，赚钱非常容易，在奴隶改为契约劳工后，价钱也没贵多少。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需要效率的，所以这里不存在效率传统。奴隶主也无需聪明，所以，“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是金钱让你摆脱的东西。教育严格来说是针对穷人而设立的，正如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白人男孩‘掰着手指数着数’离开了学校，但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特权……白人社区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语言、品味或成就而成为上层阶级，仅仅因为其金钱和享乐令人羡慕”。当这个原始的殖民社会因岛屿不再有利可图、英国人撤出而开放时，维迪亚看到大量涌入填补真空的，是以商业广播（当时电视还没来到这里）和电影为载体的、闪闪发光、最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影响，电影都是些非常暴力、脱离真实的类型。（“英国电影，”他这么写着，“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播放，我的法国主人叫上我一起去看《相见恨晚》，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俩，他在阳台上，我在土坑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仅是基于对“美国现代性”的渴望才团结在了一起，在堕落的虚饰下，其内部其实相当分裂。分裂是在奴隶——非洲特立尼达人，与契约劳工后裔——印度人之间形成的，这两个群体都是历史的偶然，都没有任何渊源可言。...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祭坛三联画的画家心怀教化意图进行创作，但绘画这种媒介在教育功能方面却比不上歌词。从教化的角度说，油画是相对愚钝的工具，因为像百合花、金翅雀、石榴、鸽子、母亲、孩子等物件，无论在宗教里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自身本都有除此之外存在的理由，但其创作者却笃信宗教信息能赋予这些物件力量，这真是令人困惑的自相矛盾。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当时回答了什么？我唯一的记忆是自己擡头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极致的感悟，有一种眩晕般的兴高采烈，好像我的眼睛第一次看见早该看见的空间。我并没有再深究这个观点的含义，但也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其接受为真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宗教的观点。我年老后，因为约翰·厄普代克而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说过或写过这样的话:“我厌恶无神论，主要是由于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相当无趣。当我们说字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这种话包含任何哈佛所称道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或人性吗？”这话曾让我非常困惑。也许是的，相信宇宙自然超越了任何个体、任何种族成员的理解力，这种陈述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确实相当无趣，但从感情和诗意的层面，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任何神话故事都具有创造力，令人激动，无比美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什么样的读者分别吸收了文字的哪一部分？我觉得在读者的意识深处，或随着他对文字内容的回应，所汲取的应该正好是自己需要、同时文字也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部分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 “虚构的”动物来表达，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人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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