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这种感觉也逐渐开始占上风，而且还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让生活比战前更贴近它应有的美好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上层阶级都过得很好，但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至少对贫富间存在的丑陋裂痕感到有些负疚。我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年轻人（除了少数拿奖学金的以外），大多都受益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却没有一个人认同父母所秉持的阶层观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加入共产党，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我没有加入，但理由并不堂皇，主要原因是懒惰，我担心献身于这项事业将成为艰苦的工作，占去我非常享受的欢愉和轻浮时间。显然，如果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尚且觉得负疚，那么众多贫困阶层的人心中必然积压着更多愤怒。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因此，工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赢得选举不足为奇。我当时在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不起眼的部门工作，那是附属于海外广播部新闻编辑室的一个信息中心。大选结果公布当晚，大家在新闻编辑室熬了一整夜，听着传来的结果，越来越激动，因为这是房间里每个人都期望的结果。我们并不质疑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重要性，却也没人希望这位老人再次把我们带回过去。我们当时确实相信，从此就能着手建设一个美好的、将由公平和正义主导的未来，我们会“归还”海外“殖民地”自由，让它们自主发展，不再从那里掠夺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实在天真得令人伤感——毕竟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当年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依然为能亲历那样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而且，那时前方确实有真正的好东西等着我们，国民医疗保健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快就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更是花更多时间哀叹它的缺点，而不是承认它的成就。但对任何一个记得战前医疗状况的人来说，这就是个近乎奇迹的体系，是这个社会取得的一项巨大而坚实的成果，无论我们还会失去什么，都必须守护好它。教育领域也突飞猛进，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确实比战前好多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