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