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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们（各个社会阶层）想象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跟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跤，漏念了台词，或者穿错了戏服，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而惨败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保罗·福塞尔 《格调》
    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威廉·怀特㊹ 所说，他们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招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幺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
    保罗·福塞尔 《格调》
    正如对等级问题的愤慨恰恰暴露了阶级身份，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泊来”在这儿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字眼，有时候很多东西只要是泊来品而不是国产货就会倍受青睐。于是鹅肝酱、不脱脂奶酪、葡萄酒、羊肚菌、意大利面大为时兴。但不是所有的外来食物都吃香，比如墨西哥 taco 和意大利匹萨饼，以及做得很平庸的中国菜。眼下日本菜进来了，而中国菜除了川菜以外部开始走下坡，更不用说墨西哥菜了——被认为无可救药地低俗，而度数过低的葡萄酒和啤酒也属于此列。面对一份兼具中上阶级和上层特色的商品目录，你如何进行区分呢？有一点，如果出现了一张以面包篮或面包保温器为内容的彩色照片的话，堆满画面的一定不会是面包圈、松饼或类似的平民面食，而是——法式起酥。这些目录还会一次次地提供数目不成比例的中国工艺品（例如“姜罐”），这象征着与“古老”东方的密切联系：美国人曾经殖民。传教。办教育、光顾井劫掠的古老东方。此外，如果一份目录推销的是价值 2450 美元的金属盔甲——全套并带佩剑——你可以断定，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所有接裤部位均可充分活动，面罩同样。”你既可将这件套服展示在架子上，也可以穿上它去参加聚会（尽管这套服饰重达 75 磅），并可以通过面罩将饮料灌进头盔。如果说中产阶级购物是为给自己提神打气，上层人士购物是为一解朵颐，贫民阶层购物则可以被理解为向技术和艺术表达敬意了。太空科学电于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太空科学电子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当然，照像机也是如此，并且越复杂越让人叫好，音响和彩色电视机呢？如前所述，寄给贫民阶层的邮件绝不会因为袖珍计算机太矫饰而滥加贬辞，然后就是一些带艺术气质的物件：一只用浅浮雕手法描绘圣约翰诞生的陶瓷蛋；一艘“音乐凤尾船……黄铜凸饰精美繁复。带铰链的金银盒，打开时可见内部雅致的红色天鹅绒。”此外。还有带心形镜片的深色眼镜，尺寸与毛毯相仿的丙烯酸类纤维质地的壁挂，上方一匹种马正迎面向观看者奔来；一幅马厩门的...
    保罗·福塞尔 《格调》
    对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或贝克特巴勒斯的叙事作品的通常的抱怨是它们难以看懂或者难以卒读，它们“乏味”。然而指责其乏味，其实出自虚伪。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乏味这种东西。乏味只是某一类气馁感的别名而已。我们时代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艺术所说的那种新语言令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感受力气馁。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过早幻灭、摇摆于冷嘲热讽与拿自身情感做些充满忧郁色彩的实验之间的人的痛苦，我们并不陌生。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文化-艺术文化旨在内在化和吸收——换言之，是教化——而科学文化则旨在积累和外在化，即在用来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把握问题的特殊手段方面的激励和外在化。当代艺术的奥妙与现代科学的奥妙在程度上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以及不可忽视。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其对历史的关切。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得的诸如速度（飞机的速度，画面的速度，电影的速度）——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因艺术品大规模在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文化观点体验。艺术最初出现于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活动，后来变成一种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技艺。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当代意识所诉诸的正是此。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或者，即使是思想，也是关于感受力的形式的思想）奥特加·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加入艺术像拯救人的话，那它只能靠把人从生活的严肃性中拯救出来并让他回复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孩子气状态方可做到这一步。】但是，这种非人化 似乎 并不是 孩子气的天真无知的回归。而是一种颇具成人色彩以及洞察力的反应。来应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混乱和大量暴行。艺术保持着与感觉的联系。人的感性意识不仅具有一种生物学本质，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每一种文化都会看重某些感受力，而抑制其他感受力。-新感受力（抛弃了马修·阿若得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后果已经被人们所提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间的区分越发无意义。乏味只是某一类气馁感的别名而已。我们时代的那些引人入胜的艺术所说的那种新语言会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感受力气馁。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我相信是我自己创造了自己，这是我工作的信仰，我甚至觉得我是自学成才的，虽然事实上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伯克利、芝加哥、哈佛。但我仍然认为从根本上我靠的是自学。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弟子或门徒，我的起步没有依靠任何人，我开始职业生涯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情人、妻子或女儿。我也从来没有希望是那样。但是当然我也不排斥帮助。如果你能得到帮助，那很好。但是我喜欢自力更生。我觉得我必须如此，把这当成一项挑战来接受。这让我兴奋。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爱丽斯我记得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最小的哥哥说，我们都已经被父亲教育得觉得死不过是种现实，而生命也不过是桩实验。
    苏珊·桑塔格 《床上的爱丽斯》
    等我洗完澡出来，却看见德娃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等我，低头拿着根小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慢慢地写着什幺。看见我出来，她站起身迎过来帮我提桶拿衣服。 等我从屋里收拾好出来，看见刚才换下来放在一旁的衣服不见了，又看见德娃正蹲在蓄水桶边洗衣服。我走过去。她正在洗我的衣服。 我在她身边蹲了下来。“德娃，让我自己来洗吧。” 她只拾头对我笑了一笑，然后便低下头去搓衣服。 我抱着她那宽厚的肩，将头伏在她的后背上，听到从她身体深处传来的有力的心跳声。 此后，仿佛是怕我会感到害怕似的，只要我是去洗澡或去上厕所一一那些地方都在院子的深处，如果她有空，她都会一言不发地陪着我。有时我半夜醒来想去上厕所，我刚起身准备猫着腰爬到帐子外边，睡在我身边的德娃也会马上惊醒，睡眼朦胧地要跟我一起去。我拦着，可是拦不住。 只要她一闲下来，便会坐在我的身边，手里随便拿着本什幺书和我一起乱看。德娃没上过学，不识字，拿书常常倒着拿，我不忍心去纠正她。阿富汗的女子大都是文盲，即使是在塔利班掌握政权之前，能识字的女子在妇女总人口中也占不到五分之一；而到了塔利班时期，女子更是被完全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女孩子虽然可以去上学了，可是家里兄弟多，没有钱供那幺多孩子上学，德娃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在一旁常常看到德娃手里拿着本书，虽然看不懂，却总是愣愣地大睁着两眼在“看”，看得我的泪水差点迸出来。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纳维德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说想去看看喀布尔的女子学校。这天是周日，学校里空荡荡的没什幺人，有几处地方正在重建和修缮。看门人百无聊赖地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欢悦的印度歌曲。塔利班时期，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如今不知恢复得如何，但也料想得到，既然要重新开始，一切都不会很轻易。 后来我们沿着喀布尔古老的街道散步。从街上望去，喀布尔背靠着几座小山，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布满半是废墟的土坯房子，大都是泥褐色，中间点缀着一两所刷成粉红色或嫩黄色的小屋，在成排的灰暗建筑中犹如珍珠般耀眼。屋舍之间偶尔会探出几条果树的枝权，屋顶平台上晾晒着垫子和花花绿绿的衣物，孩子们放着自制的简陋风筝，清脆的笑闹声从山坡上四散开来。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正因为爱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一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一一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环是，做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回圈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善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爱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抗爱滋病的公共资源。由于爱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藏。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生物学家和公共衡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此人们所能想像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对爱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对轻济和卫生服务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不过，在公共健康教育中，更粗略一些的隐喻却保存下来了，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在二十世纪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加大对公众进行梅毒知识的教育以及战后加大对结核病知识的教育的那些运动中，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可以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进行的反结核病运动中的一幅海报为例，上书"Guerra alle Mosche"(" 对苍蝇开战＂），显示苍蝇携带的那些疾病的致命危害。苍蝇本身被描画成朝无辜居民投掷死亡炸弹的敌机。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一一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幺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迅速成了一个全球事件。当它在非洲（更不用说世界了）还远没有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时，不仅纽约、巴黎、里约、金沙萨在讨论它，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讨论它。存在着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着一些著名的国家，不过，这些著名的疾病并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数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国家并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国家。艾滋病也并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断言的，是因为侵袭了白人才变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幺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会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艾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于艾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它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识。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 (many of the ideals (and risks) of enlightened modernity) 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 (sexual realism) 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 (Bouguereau)、证券投资事业 (a career in investment banking) 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 (neo-celibacy) 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 (p.149) 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 (mental work) 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 (mental) 方式：由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成为欧洲各种对抗的精神战场——这就是做德国人的意味所在，”曼在他写于一战期间的《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思考》中说，他的这些情感直到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叶年迈时在流放中写作《浮士德博士》的时候都未改变。西贝尔贝格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恶魔的爆发，这一观点正如其过时地坚持认为德国集体犯罪（“我们身上的希特勒”的主题）一样，令人联想起曼。叙述者不断发难，“没有我们，希特勒会是谁？”这也与曼相呼应，后者一九三九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认为“整个事情就是瓦格纳主义的一个扭曲的阶段”。和曼一样，西贝尔贝格也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畸形结果——以及背叛。西贝尔贝格在纳粹时代长大成人，却与这幺一个旧制度下的作家在如此多的主题上有共识。这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西贝尔贝格在感受力方面有许多老式的东西（或许，这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教育的一个后果）——包括他那幺鲜明地认同德国，而其最伟大的公民却生活在流放中。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幺，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评论意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着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死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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