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朋友"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朋友的句子/关于朋友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朋友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搞清楚了,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分清楚二者的区别,对现实有什幺意义吗?意义很重大。让我描述一个场景故事来解释吧。你开车去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但这时你突然犯了烟瘾,很想绕路先去买包烟。可是这时,坐在副驾驶上的你的好朋友说话了,他劝你不要这样做。你对他说,你别管我,这是我的自由。你的朋友发脾气了,他说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他逼你下车,让你坐到后座,然后他来开车,把你送到了公司。你有点不高兴,但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想了想,觉得他说得也对。一个月之后,你厌倦了这份需要“996”的工作,想要辞职不干了。你的朋友又出现了,他劝导你说,这个工作最符合你的长远利益,你现在太年轻、不懂事,必须听他的教导,他甚至每天早上亲自来把你绑上车送到公司。他说,这个工作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虽然现在你还不明白。那幺现在,表面上他强制了你,但在本质上是帮助你实现你一时还不明白的、却是你真正想要的目标,让你得到了更高的自由。说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像是在看恐怖片,有点毛骨悚然了呢?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自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但敏锐的你很可能会质疑伯林,为什幺呢?你仔细想啊,父母送小孩去上学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强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怎幺能说是危险的呢?难道消极自由就一定高于积极自由吗?伯林自己不是说过,多元价值之间不分高低上下吗?这个质疑非常尖锐,你觉得伯林会怎幺回应呢?揭穿扭曲自由的“概念魔术”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紧接着的1968年,法国又发生了史称“五月风暴”的抗议活动。萨特和波状娃发表声明支持这场运动,并且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直接参与抗议活动,结果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迅速介入干预,要求警方放人。戴高乐说,“我们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吗?不能,所以赶快把萨特放了吧”。你看,萨特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足以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相比。 萨特在政治上倾向左翼,常常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过苏联,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参加1955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但萨特的政治立场其实有些复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如何, 政治立场都为他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他与一些亲密的朋友硫远乃至绝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加缪,曾经就和萨特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决裂了。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还有一位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是萨特的密友,最早鼓励萨特去德国学习哲学。他和萨特也因为政治分歧而疏远。这方面推荐你读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又有深度,是思想史家托尼·朱特写的《责任的重负》。 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了。在巴黎,数万人走上街头为萨特送行,这是在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法国出现的最隆重的送葬场面。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但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的,因为萨特说过,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人“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特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间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 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 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 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 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竟在哪里?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 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 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得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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