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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在英国国家语料库（这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包含从各种来源收集的超过一亿个书面语和口语单词，该语料库台在提供20能纪末英国英语的代表性样本）中找到了证据。扫描数据库之后，卡梅伦发现当人们使用“female”而不是“woman”作为名词时，通常是在明显的负面语境中。例如：1.My poor Clemence was as helpless a female as you'd find in a long day's march.(我可怜的克莱门丝是众多历多长途跋涉、绝望无助的弱女子之一。) 2.Stupid,crazy female"was all he said as he set about bandaging it.(“蠢婆娘！疯婆子！”他一边包扎一边说。) 3.A call yesterday involved giving the chatty female at the other end one's address.(昨天在电话里把地址给了听筒那头的长舌妇。) 这些例子都包含说话者对被谈论者的贬损。尽管就算鬼“female”这个词换成 “woman”，他们的表述仍然带有侮辱性，但是会像卡梅伦说的那样“少了几分毫不掩饰的轻蔑”。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措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杭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 ”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格。“我们当中设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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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期望“vagina”“penis'”这两个词，以及那些欠妥的俚语代称完全消失。但我喜欢鼓励女性和性别酷儿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描述性和他们自己的身体，不用在意医疗专业人士、电影或色情片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如从第一步，对性伴侣使用我们选择的词语开始，接着在生活中对我们的朋友使用它们，然后把它们带到互联网上，看看结果如何呢？也许这些词背后的含义会逐渐渗入文化意识当中，终有一天，把阴道叫作“VCVC”和“sex sheathing'”（性爱鞘）会跟“snatch”和“screw”一样普遍。也许用自己造的词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的想法终究会流行起来。也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随之而来的最终会是性权力天平的重新平衡。VCVC：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短语是朗朗上口的复合短语“vaginal-cliteral-vulval complex”（阴道-阴蒂-外阴复合体），或简称“V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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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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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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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梳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在后台谈话中公开展示颠覆传统女性气质的另类言行是否只是为她们在前台表演中遇到的挫折提供一条发泄途径，从而使异性恋父权秩序得以延续？这还有待观察。”她在1999年写道，“或者说，这种后台谈话可能是她们为新的前台表演所做的排练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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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说，女性之间的这种相互坦白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即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承认‘不友好的态度’…和禁忌的感情…能够强化团结。”忌的感情…能够强化团结。”科茨解释道，并把这类交流命名为“后台谈话”。“在女人们的后台谈话中，我们发现她们放松了，放下了她们通常在前台保持的传统的‘友善’姿态。像这样的后台‘行为不端’一也就是展现我们不那么友好、不那么礼貌和合群的情感一是可以被朋友接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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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 Baddest 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 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这首歌说唱歌手丹・布雷利（Danielle 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 h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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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正如传奇人物贝蒂·怀特（Betty White）曾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人们说‘勇敢一点'的时候要说‘grow some balls'（长点睾丸吧）？睾丸又脆弱又敏感啊。所以如果你想坚强勇敢，就应该‘grow a vagina'（长个阴道），这玩意儿可抗揍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我根本不认为“slut”是贬义的脏话，就像我认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是可鄙的”这种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一样。我仍然在用“slut”这个词——不是很经常，就偶尔用一下——而且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例如“I had the sluttiest nightever,it was amazing”(今晚玩得超级嗨，太开心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经常用“slut”(和“whore”)来形容一个人对某物的狂热，比方说“Zack is such a whore for McDonald'sfries'”(扎克真是个麦当劳薯条狂魔)，或者“Amanda is thebiggest wordslut I know”(阿曼达是个超级无敌炫词狂魔)。也许我喜欢说“slut”是因为它有我们都喜欢的那种有趣的、爆破性的单音节发音。也许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太多被这个词辱骂的创伤经历。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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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御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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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见一个墓碑店老板朋友，让他做了一块少儿墓碑，上面刻着：小巴迪的胳膊在此长眠1929-1936再见，老友她把墓碑立在咖啡馆后面的田间。孩子回到家，她把他带到那里，她们大张旗鼓地给他的胳膊举行了葬礼。大家都来了，奥泽尔和大块头乔治的孩子阿蒂斯、贾斯珀，‘威利小子’和‘淘气鸟’，还有邻居们的孩子。艾姬请了几名鹰级童军来吹喇叭。“艾姬第一个开口叫他墩子，露丝忍不住就要发作，说这个绰号太刻薄了。可是艾姬说，这是最好的做法，这样就不会有人在背后瞎议论，她认为，孩子不妨正视自己少了只胳膊的事实：不要太敏好，事实证明她说得对，我没见过有谁能用一只胳膊做那么多事……他会射弹珠、打猎和钓鱼，想做什么都信手拈来，他是汽笛镇的最佳射手。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0

“西普塞瘦伶伶的，个子很小，性格很有趣。黑人那些老派的迷信，她都信以为真。她的母亲是个奴隶。西普塞对咒语怕得要死…她对妈妈说，她在特劳特维尔的邻居每天晚上都在一个人的鞋里放黄色的魔法粉，结果让那个人丧失了机能。不过，这个世界上最让她害怕的东西莫过于动物的脑袋。你交给她一只鸡、一条鱼，或是大块头乔治杀了的一头猪，她一定要先把它们的头在花园里埋起来，然后才肯收拾烹煮。她说，要是不把动物的脑袋埋掉，它们的魂魄就会进入人的身体，让人精神错乱。有一次爸爸忘了这茬，带了些猪头奶酪回家，西普塞像报丧女妖一样尖叫着跑了出去。直到她的一个朋友在原地作了法，她才肯回来。她埋在花园里的动物脑袋大概足有上百个了吧。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种出了镇上最大的番茄、秋葵和南瓜！以前巴迪管它叫鱼头花园。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0

我永生难忘。你的朋友，御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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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琳库奇打开装满了胡萝卜条和芹菜的塑料袋，请她的朋友一起享用。这些本来是她带给自己吃的。特雷德古德太太谢绝了，继续吃自己的橘子味棉花糖。“不了，谢谢你，亲爱的，我吃了生食，身体不太舒服。你怎么吃起生食来了？” “这是体重检测员，嗯，算是吧。只要不含脂肪和糖，我吃什么都行。 “你是不是又想减肥了？ “是的。我要试一试。可是很难，我长得太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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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站咖啡馆“告诉西普塞，你们想吃什么，她会给你们安排。”“好的，女士。谢谢你，女士。”“西普塞，把烤肉给他，还有别的他们想吃的东西。再给他一块馅饼。”西普塞低声咕哝道：“你会在三K党那里给自己惹大麻烦的，我待不下去了。你再也见不到我喽，女士。”但西普塞还是给奥西做了三明治，准备好葡萄饮料和馅饼，把它们装进纸袋，还送了一块餐巾给他。大约三天后，当地的警长兼业余铁路侦探格雷迪·基尔戈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是艾姬哥哥巴迪的朋友。像往常一样，格雷迪把帽子挂在帽架上，对艾姬说，他有要紧事跟她谈。她把他的咖啡端到卡座上，坐了下来。格雷迪斜靠在桌子对面，开始履行令人不快的职责。 9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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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它，我就想像你一样，重复那句话：“必须有人去看看护照是否办妥了。你是否去催一下，看是不是办好了？应该再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办下来了？”希望事情进展得快些，利用你电话被监听的事实，我耍了点小花招。于是，我给纽约打电话，假装有几所美国大学邀请你去讲课。一个朋友和我配合，冒充文化参赞，催你尽快动身。不是我打电话过去，就是他打电话过来，由于日期逼近而抱怨，因为他们必须印海报，发请柬，通知报社，要让大学院系放心，同时要让各城市的市长为你安排宴请。如果不是邀请去讲课，就是授予你荣誉学位，由于你非常谦虚，开始时还犹豫，不愿接受，但之后还是接受了。只是该如何去解决护照的问题呢？护照还没有，他们仍没有发给你。我回答他们时，总是唉声叹气。于是，愤怒的声音纷纷从芝加哥、波士顿、费城传来。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大学校长、市政官员、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袖。其他朋友也在电话里表示了极端的愤慨。总而言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给人的印象是，希腊当局耽误你讲课，是在给美国文化界出难题，而阻止你出席颁发荣誉学位的仪式，对美国文化界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丑事只有在苏联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他们不及时签发护照，参议员们将把这事变成一桩国际丑闻。究竟是哪些参议员，哪些大学，哪种学位，我们从不挑明，因为害怕秘密机构去核查。不过，他们愈来愈相信真有这回事。两年后我们得知，此举确实影响了帕帕多普洛斯的决定。“美国参议员的这档子事确实让他的助手们非常担忧。”一位秘密机构的官员后来悄悄告诉你。显然，你对我的策略一点不感兴趣。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接下来，所有的人都把你围住，朋友、亲戚、记者，他们抚摸你，拥抱你，呼喊你的名字，使你不再为你的牢房惋惜。事实上，顷刻之间，你就不再怀念它了，你感到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尽管你有一种想哭泣的强烈冲动。但你没有哭出来，你想说几句话，说几句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话。只是，你愈想弄明白要说什么，你就愈想哭，愈无法克制住想哭的冲动，你感到喉咙梗阻，顷刻间就泪水盈眶。因为你看到深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迷惘此刻已转化成了一种明确的预感，一种警觉：自由对你来说将意味着另一种痛苦，另一种折磨。这就是第二天我终于与之相见的那个男人。我们的相见就像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对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在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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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会儿，你将冲出汽车，扑到他身上，招来杀身之祸。“帮帮我！”我对司机大喊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突然转身，挡住你，把你往后推：“你疯了？我的朋友。”我感到身上有一种重压，知道你晕过去了，知道幸福已经结束了。失去幸福往往能使我们头脑清醒，使我们从一种昏昏欲睡、不能进行思索，也无法进行判断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现在我明白了：爱你将会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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