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 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 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 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 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竟在哪里？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