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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朋友常常遇到几个陷阱——体己陷阱、功用陷阱和暗箱陷阱

余秋雨《君子之道》0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一从单数“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一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一个快60岁的男人，最近告诉我他“讨厌”今天流行的很多俚语，比如“shade”（冒犯）、“lit”（炫酷）、“G.0.A.T.”（史上最佳)，因为“它们对改善英语没有任何帮助”。有趣的是，我可以保证40年前他的父母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批评他们瞎用什么“cool”（酷）、“bummer”（烦人）、“freaking out”（吓死了），可是这些短语现在都已经被广泛接受，在英语术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谁还记得它们一开始都是恼人的青少年俚语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Ell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t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ete”和“-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竟，“-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人“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e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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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中更常见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会反其道而行之，用男性性征俚语来指代通常被视为女性性征的身体部位，用女性体征俚语指代男性体征部位。在亚马逊电视剧《我爱迪克》（1LoeD沁k）的第一季中，一个名叫托比的女性角色为一个名叫德文的双性人角色口交，德文有一个会被医生称为“阴道”的部位，但托比进行口交时把德文的阴部叫作“cock”。YouTube跨性别主亚斯・伯蒂（Alex Bertie），把两腿之间的部位称为“dick”，尽管他还没做过手术。对跨性别者来说，用俚语认同自己的生殖器是一种惯用方法。齐曼说：“现在的很多跨性别者认为男性身体属于任何一个自我性别认同是男性的人。”女性身体亦如此。在某些案例中，跨性别者也会把不同单词混合起来创造新的单词一“boycunt'”（男孩屄入“manpussy'”（男人戾）和“dicklit'”（鸡巴阴蒂）就是齐曼接触到的其中几个词。齐曼说，使用这些词语是一种“收复身体部位并重新定义”的行为。“这是对身体部位进行重构的一部分，这些身体部位经常是不适感、不安感和自我排斥感的源头。这样做是将这些部位以新的方式与情爱关联起来…跨性别者无须真正消除与自我性别认同不符的身体特征。”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人觉得“vagina'”、“box”、“snatch'”（捕捉器）“boning'”、“screwing”这些说法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身体或性别，同时让自己感到不适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把现有的性爱词汇扔出窗外，然后想出一套全新的表达方式。2015年，我问过我的一群顺性别女性朋友，如果她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她们会起什么新名称。她们的回答有的蠢萌、有的骚气，比如“galaxy”（银河，星系).“pooka”（妖怪）、“freya”（弗蕾亚)、“V”、“vashina”("vagina”的变体)和“peach”。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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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非裔美国人语言学者索尼娅·莱恩哈特曾告诉我，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许多黑人社区中流行的一种系统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长做出最小反应。“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 you're ri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建立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人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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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安，弗里德曼（Ann Friedman）与她最好的月及、企业家阿米纳托·索乌（Aminatou Sow）共同主持过一档播客节目《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Call Your Girlfriend）。后来她写文详尽讲述自己收到了大量的仇根邮件，批评她在节目中使用了过多的模糊限制语。“像用指甲划黑板”是iTunes。上的评论者用来谴责她们的描述之一。2015年，弗里德曼在The Cu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为自己的语言习惯辩护，这篇文章触及了语言学家对模糊限制语的核心理解，但批评弗里德曼的那些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糊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入“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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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一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像+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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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动机是不同的。斯特普莱顿让她的每个研究对象坐下来，让他们自我报告他们说脏话的缘由。她收集了他们的回答并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图表中，图表见下页。以下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几点：首先，在斯特普莱顿调查的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一半报告说他们说脏话是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男人理应说脏话”的期待。相反，很少有女性这样报告，女性研究对象将说脏话描述为她们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脏话，我也会这么说）。她们的理由与男性认为说脏话“是正常的，是符合期待的”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结果既微妙又重要，因为这表明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女性研究对象给出的说脏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表现亲密和信任，但没有任何一个男性研究对象提到这一点。女人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卸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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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入“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i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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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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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uddy”（兄弟）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de”（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入了如今的贬义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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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4-035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一一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肉)-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 consonants)-一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一而且这份爱会持续一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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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间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日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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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期望男人更了解她们，也不期望男人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她们切实期待其他女人能做到这些。斯特普莱顿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女性很少无缘无故地说脏话。她们说出种种脏话并不是因为她们“被社会期待”这样做，也不是为了下流而下流。女性说脏话仅仅是为了逗人发笑，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儿，为了与人亲近，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人。对于女性来说，选择接受哪些脏话，拒绝哪些脏话，是女性气质讨论中需要持续协商的一个问题。正如斯特普菜顿所写的那样：“除了挑战针对女性气质的社会规范外，‘脏话'的使用还可能构建并实现‘做女人’的新模式和新类型。”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对女性与朋友如何使用"bitch”和“ho”的观察表明，女性说脏话不是对男性说脏话的简单模仿。恰恰相反，女性是在模仿她们欣赏的其他女性，那些桃战了温良有礼的“淑女”刻板形象的女性，比如崔娜和蕾哈娜。以及她们身边的飒姐们。说脏话是女性弄清自己是哪种女人的种方式，是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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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微的语言调整会促使人们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吗？强迫人们说“hi，folks'”，而不说“hi，guys”，或者让人们称呼伊冯娜·布里尔为“工程师”而不是“女工程师”，真的能从整体上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法吗？语言学家承认，这在实践中很难判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即使改变我们自己的语言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语言却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馆规定店内不能再称呼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统一使用中性称谓“顾客”和“Mx”，肯定会有某个服务员从心底反对这种规定。但是经理会让这个服务员遵守规则，对餐厅的顾客一包括小孩子一使用中性称谓，那么听到这些称谓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积极影响，就算说话者的想法没变化也不重要。世界上确实有些地方实行了这种规定，并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传媒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瑞典幼儿园里两名儿童的成长，他们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着长发，被允许玩他们喜欢的任何玩具，从恐龙到指甲油什么都行，玩什么玩具跟他们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在瑞典，自1998年以后，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会资助“性别中立”的幼儿园，在那里你会发现老师叫孩子们“朋友们”而不是“男孩”“女孩”；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绒动物替换掉了玩具娃娃；书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女性海盗、女同性恋国王、背着婴儿惩恶扬善的蝙蝠侠。毫无疑问，瑞典女火箭科学家的讣告开头也绝不会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话说回来，《纽约时报》那位撰写伊冯娜·布里尔讣告的专栏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个男的。自现代英语出现以来，新闻业就像大多数涉及语言的正式行业一样，一直由男性主导。但是，如果摆脱了男性和男性的影响，语言听起来会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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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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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问题是“woman”和“female”语义辩论中最关键的方面之一。我们应该用“woman”这个词来描述社会性别（与文化和概念相关的东西）吗？应该用“female”来描述生理性别（与身体相关的东西）吗？为什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必须首先阐明区分的重要概念？此外，为什么我们现有的描述它们的词都那么模煳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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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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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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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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