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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把任何人灾难性流行病解释成道德松懈或政治衰败的症候，与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一样，都屡见不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提供的证据却毫无干系。（……） (p.128) 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洁净仅次于虔诚——这句格言被从字面上加以理解。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以团体的形式支持诸如苦杏仁苷之类有危害性的秘方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一些极右团体，对这些团体的充满偏执狂色彩的政治来说，一种有关癌症奇迹治疗法的幻象，以及一种对不明飞行物之存在的信念，是不无用处的补充。（……）(p.64) 当今广为流传的把癌症视为工业文明的一种疾病的观点，与那些极右团体的“无癌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破坏分子的世界）的幻觉一样，在科学上都站不住脚。两者都建立在一种错误感觉上，即癌症分明是一种“现代”疾病。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一一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帮”垮台的次年一一译者]，在中国，“四人”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约·迪安在向尼克松说明水门事件的原委时说道：“我们内部伏着一个瘤子一一位于总统直属机构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正在长大。”阿拉伯人的论辩文章里惯用的那个隐喻一一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过电台听到 是把以色列说成是“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或“中东的瘤子”，而当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极右势力围攻塔尔扎塔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一位官员却把该难民营说成是“黎巴嫩躯体上的一颗瘤子。对那些希望发泄愤 ①原文为“ Ihe Cancer of Chia"。不知桑塔格女士是从何处获得一九七七年中国 的政治修辞学隐确的，但一九七七年的中国习惯于使用“毒瘤”这个更可怕的 。至于限定词或形容词“毒”到底是在描绘癌的程度（这时应该用“恶 性”这个医学术语），还是就其传染性面言（与结核病不同，癌症并不传 科学上站得住脚的词。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6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疾病——政治失序——失衡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预见（马基雅弗利）、理性（霍布斯）、容忍（沙夫茨伯里）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工人阶级一如既往，最先看清了女人参与社会生产的逻辑结果，他们抛弃了手工业者“女人只管家务”的旧理想，代之以一个新理想：女人是他们在争取工资上涨和劳动解放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中的战友。
    保尔·拉法格 《懒惰的权利》
    像政治经济学家加尔涅或法哲学教授阿科拉斯那样，耗尽脑力，撰写催眠的大部头书，以填充印刷与排字工的闲暇。
    保尔·拉法格 《懒惰的权利》
    日落时分，两辆卡车载来满满的人，至少有一百名。军人们用刺刀在那块农田画出四方形的线，要那些人都站在里面。站好、不要坐下、排好队，好像是军人们在叫喊，但因为风吹向大海，听不清楚。随着哨声的不断传来，后来人们开始静静地排队站在线里，军人就再也没有吹哨子。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军人下达了命令，要站在线里的十个人出列，整齐地面对大海站着。我以为是要给他们什幺处罚，所以静静地看着。只看见军人们从后面开枪，十个人全部往前倒下。军人又命令十个人出列，大家都不想站出去，队伍就乱了。军人们挥舞着枪托，要大家站好，站在后面的十多个人冲出线外，往我家的方向跑来。当时我二十二岁，我大儿子才满百日。军人们朝我们家开枪，我紧紧抱着孩子盖上棉被。孩子他爹当时刚进民保团（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时组织，直到一九五○年春天为止，作为当时警察下级、支援组织活动的团体。民保团的起源是乡保团，乡保团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前夕，以警察的“协助机关”性质为组织，辖区警察署长实际带领团员，弊端严重。乡保团作为右翼恐怖袭击的帮凶，成为民怨的对象，选举后的五月二十五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同年六月又组织民保团，当作警察的辅助团体。民保团也强迫捐款等，引起巨大社会争议。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民保团员达四万多人，由于团员们的专横和暴力越权行为，面临舆论的恶化。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李承晚总统表明解散意向，在五月三十日选举后的七月二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其后却被改编为“大韩青年团特武队”，继续发挥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的前卫作用），每天要去警察局工作，直到晚上才会回家。哎呀，只有孩子和我两个人……我那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那幺多的枪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安静下来，我发抖地从窗户洞里往外看，那幺多的人全部倒在农田里。军人们两人一组把一具具尸体扔进大海，看起来像是衣服漂浮在海上一样。
    韩江 《不做告别》
    这个民族已经由于空前的贪得无厌而在道德和政治上彻底衰败了。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政治服从需要，并不服从理性。
    王跃文 《国画》
    陈廷敬道：“启奏皇上，臣曾说过，以臣供奉朝廷二十多年之见识，大凡地方官员声称百姓自愿之事，多是值得怀疑的！山东原说百姓自愿捐献义粮就是明证！”
    王跃文 《大清相国》
    劣绅朱仁&二巡抚税赋按地亩平均负担，救灾钱粮按受灾人头分发假如我冒险参了富伦，最多也只是参来参去，久拖不决，事情闹得朝野皆知，而山东该办的事情一件也办不成。到头来，吃亏的是百姓。
    王跃文 《大清相国》
    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钱穆 《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 《国史新论》
    P90 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之一统近神权的观念。
    钱穆 《国史新论》
    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 《国史新论》
    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干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弘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钱穆 《国史新论》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
    钱穆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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