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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 《希腊别传》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抑或仿佛之。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见识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梅特涅(第一任奥地利首相,第二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
    梁启超 《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 《李鸿章传》
    ……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
    梁启超 《李鸿章传》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年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及洪、杨之发难也,……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起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即使李
    梁启超 《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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