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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

钱穆《国史新论》0

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0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

钱穆《国史新论》0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钱穆《国史新论》0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生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

钱穆《国史新论》0

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出啊弄得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组织有力量的社会。

钱穆《国史新论》0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

钱穆《国史新论》0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0

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到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到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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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钱穆《国史新论》0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帝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钱穆《国史新论》0

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钱穆《国史新论》0

唐代智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0

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智识分子一特点。

钱穆《国史新论》0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钱穆《国史新论》0

我在小孩時，便聽人講，中國人重男輕女。這句話直到現在還有人講。我真不知道這句話是從何講起。試問我們從來的中國人，是不是只看重父親，不看重母親的？又是不是只看重兄弟，不看重姊妹的？照中國人講法，男人女人同是人，夫婦父母兄弟姊妹同是一家人，大家相親相愛，這纔叫做齊家。如何來做夫做婦，做父做母，做子做女，做兄做弟，做姊做妹，這則是修身。我想全世界人，沒有像中國人這般看重女性的。舉一個證據，你拿一部二十五史來看，中間講到女性的有多少。我想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而那些女性，絕大部分都不牽涉到政治事業。這是全世界其他各國歷史記載中所絕對沒有的。

钱穆《人生十论》0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0

若使教育有办法，政治尚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办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办法，战争又是次好的。只要战争有办法，较之人吃人，也还算得是较好的。

钱穆《人生十论》0

此我所以最為傑出者,又復為最普通者。盡人皆可為堯舜,並不是說人人皆可如舜尧做政治领袖、當元首、治國平天下。當換一面看,即如堯舜處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這我便與堯舜無異。我譬如堯舜復生。故曰：堯之言,行堯之行,斯亦堯而已矣。這不是教人一步一趨模仿堯 ,乃是我之所言，我之所行,若使堯來當了我,也只有如此言,如此行。何以故,因我之所言所行之恰到好處,無以復易故。

钱穆《人生十论》0

裴斯泰洛齊認為人類生活之發展歷程,得经过三種不同的情狀。首先是生存在「自然情状」，或说是「动物情状」中。此如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疲倦了要休息，生活不正常了要病，老了要死。此诸情状乃由自然律则所规定，人与其他动物，同样得接受服从此种自然之律则。在此情状中，人生与禽生兽生宝无大区别。在此情状中生活之我，即是詹姆士之所谓肉身我。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生由第一情状进一步，转到第二情状，则为社会情状，又称政治情状。那时的人，也便成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了。在此一情状下生活之我，则是詹姆士之所谓社会我。

钱穆《人生十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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