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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政治"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政治的句子/关于政治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政治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我们用来形容“霸道”女性的负面语言——“shrew”（泼妇）、“bitch”、“witch”（巫婆）、“cunt”——听上去与母亲不让我们优先用车，或逼我们做作业时我们可能使用过——或至少想过使用——的词没有太大区别。当成年人用这些词来形容女性政治家时，他们是在暗示女性在家庭之外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多么疯狂和错误，就像“pussywhipped”"和“henpecked”（妻管严）这样的词暗示着男性允许女性这样对待自己是多么疯狂和错误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无标记’或默认的权威声音是男性的声音，”卡梅伦说，“批评女性政治家的声音本质上是在强化仍然盛行的偏见，即女性没有领导权威。”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无论女性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告诉女性政治家、新闻主播、商业领袖，以及其他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应该闭上嘴巴别出声。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从单数 “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一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就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意为通过有组织的抗议来争取妇女选举投票权的女性。2015年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S所agette）讲述的就是20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为争取选举投票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一译注**当时许多参加运动争取投票权的女性被丈夫赶出家门。一译注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一译注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我们从父母那里吸收了大量未经思考的性别侮辱。不论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变得更糟，未来几代人用语言攻击别人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语言中有太多的东西变成了默许存在的，”蔡斯勒说，“所以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挑战它的合理性真的至关重要。”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 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基于生物学来划分或解释人类的性别和性向，人类的大多数现象一从智力到成瘾一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尽管如此，赫希菲尔德的贡献仍然是重大的，他为这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个体身份寻求命名和生物学基础的冲动非常合情合理。他认为，如果他能对不符合传统二元标准的性别和性向提出科学解释，给它们命名并证明它们不是道德缺陷，那么就会改变很多人的政治处境。在赫希菲尔德的时代，以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性别和性向超出二元标准的人群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这不仅限于德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赫希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要能够科学地验证那些被视为“反常”的身份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就能推动法律的变革。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特别关注女人的性别是一件坏事，即便是在男性性别不会受到同样的特殊关注的语境下。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女性在科学、医学和政治领域取得成功仍然比较困难，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有助于让女性在这些领域更受关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激励手段。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学者。在我个人看来，在如此多的政治阻力中，我们普通人每天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习知识，了解我们言语中每一个受迫害的元素——模糊限制语、句尾升调、咬舌发音、气泡音——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强有力的、可证明的存在理由，然后怀揣着这些知识自信地生活。当有人试图质疑你的声音，或对你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要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误导，这样可以帮助你与他们展开对话。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惊人的破冰方式，即使你们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每个人心底里都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话，如果你有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他们很可能是会听的。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只存在一种可能的革命，这种革命由个人进行，在个人内部发生，在个人内部缓慢地、坚韧地、倔强地发展！革命需要耐心，需要坚韧，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乱来，和那些手拿魔杖、向你们吹得天幻乱坠的政治煽动家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要理会那些向你们许诺奇迹会发生的人，不要理会那些像巫师一样，对你们说他们顷刻之间就能扭转乾坤的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 《男人》
    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承认吧：对于人类来说，最糟糕的事并非被逐出伊甸园，反正那大概也是个无聊至极的地方，而是失去那座给我们带来不同语言的巴别塔[插图]。再懒惰倦怠的作家，也无法离开写作。(热爱—）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父亲笑了，他咧开青紫的嘴唇，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不会有。他什么也没说，纳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没有枪毙他，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把他发配到德国去做苦力。离开的时候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把爸爸打成那样？”母亲回答说：“因为爸爸参与了政治，他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更加有尊严，让生活过得下去，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18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不愧是老牌政治家，英国人擅长面面俱圆，既配合日本鬼子的要求压制抗日，也跟抗日的重庆分子保持紧密联系，甚至对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恩来早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已在重庆跟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克拉克秘密见面，提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把筹得的抗战捐款和物资集中送回内地。
    马家辉 《龙头凤尾》
    真是目的，假是手段。曹雪芹本是要传那个真，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使他不得不采取“障眼法”，这是主要的用假的原因。此外当然也有一个艺术因素在内。但其的是为了真，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清代的一位《红楼梦》批点家说:“以他书之实者皆虛，知此书之虚者皆实。”
    周汝昌 《红楼小讲》
    有着生死界线的生命本身是一个临界事件，因为我的世俗生存总是迫使我考虑我尚未存在的过去和我不再存在的将来。这里的关键是，无论何时只要我超越自己寿命的界限，开始反思过去并对它做出判断，反思未来并形成意愿的计划，思考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边缘活动了。
    汉娜·鄂兰 《心灵生活》
    格斯坦：在我看来，人们被迫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处理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只要人们被迫做出这类决定，阶级问题、财产问题、社会未来的问题就会成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不能仅仅以官僚主义或集中化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抽象化的过程揭示了您的思维特点，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去政治化的，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阐述，我更加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一—我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阿伦特：这些是所谓大众社会的问题。我说它是所谓的大众社会，但不幸的是事实如此。但现在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使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等词语就比“阶级““财产”这样的词语更加抽象。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提到的所有词语都属于同一类别。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能用这些词语展示某些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词语要么可以揭示——也就是说可以阐明——要么不能。如果您认为，“官僚主义”—这意味着办公室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法律的统治——不具备揭示性，那我认为您真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足够长。您可以相信我：“官僚主义”在今天比“阶级”更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您在使用一系列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在19世纪曾经是揭示性的，而您甚至懒得用批判性的目光去检视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或应该被取代，或其他类似情况。财产是另一个问题。财产的确非常重要，但与您所想的意义不同。我们应该在各地提倡的是所有权——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相信我：这种所有权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么是通过通货膨胀，这毕竟只是另一种对人民财产的侵占；要么是通过高额税收，这也是一种侵占。侵占人们的所有财产—一而不是杀死他们——是“更甜蜜的”。到处都有这种侵占的过程。如果每个人被允许拥有适当数量的财产——不是侵占，而是向财产征税——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些...
    汉娜·鄂兰 《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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