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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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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很容易和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混为一谈，但伯林自己直在努力澄清，他的主张不是主观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首先，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说，人类信奉的价值可能有几十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总结一下，伯林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是客观的或真实的，但它们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人类困境。价值一元论试图克服这种困境，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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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realism”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域中一般译作“实在论"—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尼采认为，实在论本身是一个视角主义的产物，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坏的视角主义阐释，起源于我们寻求世界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弱者的心理。...的确，我在前文试图用“共享视角”来驯化尼采的“野性”。这是因为，尼采自己确实谈到了多种不同视角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形成共享视角和达成“客观性”的可能（注意，他在用“客观性”的时候打了引号）。但是不要怕引号，如果视角主义是正确的，那幺带引号的“客观性”，就是我们唯一可能有的客观性。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实在论者主张的）那种坚如磐石的客观性。这甚至不妨碍科学家的客观科学研究。在科学家中间就有不少反实在论者，比如物理学家霍金。我们试图学习和理解尼采，不是为了找一个天才来崇拜，不是要受到他的惊吓，也不是为了屈从他、做他的信徒。如果这样，就与尼采的根本精神相悖。让我们记着尼采说的， “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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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伯林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说,人类信奉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比如,中国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有人会选择忠,有人则偏向选择孝,但两个人都会理解对方的选择。如果这时出现的第三个人是外国的传教士,他说虔诚敬神才是最重要的,前两个人也有可能能够理解他。但如果来了一个人说,你们都不对,杀人才是最高价值。“杀死一个人和踢开一块石头就是一回事,根本没什幺区别”,这种说法就完全不可理喻了,只有疯子或者非人类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种不可理喻的感觉,恰恰表明人类具有最低限度的共通性。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很容易和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混为一谈,但伯林自己一直在努力澄清,他的主张不是主观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总结一下,伯林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是客观的或真实的，但他们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人类困境。价值一元论试图克服这种困境，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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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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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般的终身伴侣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东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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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东，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购。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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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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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我先给你摆出来。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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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强调，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人类信率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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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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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的发展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如果把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思想看成一个大家族，家族里辈分最高的，理应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限制国家的干预，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而到了19世纪，约输・密尔这一代人提出了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在坚持自由的同时非常重视平等的价值，也就特别关注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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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案牵出来的“藐视法庭罪”，在联邦上诉巡回法庭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该法庭认定密西西比州的州长本人，犯有“藐视法庭罪”。可是，在密西西比民众情绪已经完全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时候，联邦法庭判了州长有罪，又如何执法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密西西比大学的校管会不顾州长的立场，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接受麦瑞迪斯为这个大学的第一个黑人学生。在南方，大学始终是变革的前沿。最保守的则是低教育的底层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本内特州长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依然宣布拒绝麦瑞迪斯的入学登记。他说，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密西西比州的和平、尊严和安宁”。就在本内特州长做出宣布的第二天，1962年9月21日，密西西比的校园里又一次布满了州警察。麦瑞迪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入学尝试。在他们到达校园时，人们紧张地注视着这名黑人学生走向校门。这一次，在他接近校门的时候，副州长鲍尔·约翰默默地走开了。在最后一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黑人学生麦瑞迪斯终于成功地走进了校园，虽然受命负责他的入学登记的本内特州长还在僵持，但是，进入校园本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更何况，校管会已经宣布他的入学申请被批准。到了这样的地步，事件应该接近尾声了。可是，在整个事件中，本内特州长的强硬态度和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已经给极端南方星散在各地的类似KKK这样的极端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密西西比大学所在的这个小镇，成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个也叫作牛津的小镇上，挤满了来自整个南方的极端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本内特州长一次又一次与联邦政府对抗的强硬表态，使得人群已经过度亢奋。他们等着本内特州长领导他们与联邦政府做一次决战，这个群体的特性本来就是教育水平低下、缺少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更是人心沸腾。在他们中间，还有着大量的狂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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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涅狄格州，在北方是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迅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南方也知道，转这幺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幺，从道理上怎幺“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像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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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以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力。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力。不幸的是，弗吉尼亚最终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北方决定进攻南方的时候，弗吉尼亚和另外三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在最后时刻也离开了美国。由于弗吉尼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最首当其冲的战争现场，厮杀惨烈。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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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类似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相关历史之后，发现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一波三折，实际上很典型地反映了北方一个有镀辑的历史进程。他们都有过一个最初的人性思考和结论，也都有过个抵御不了包括“王朝利益”在内的欲望浪潮冲击的阶段。但是，最终对人道的坚持终于战胜了人类贪欲的一面，人类在对自身的饭省中，走出坚实的一步。因此，这里走过的最初一段路程，并不是你我原来所想象的，奴隶制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就完全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随和反抗的对抗史。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当时黑人还不可能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在自已内心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思想和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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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南北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的主流意识到，在试图改变南方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打破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基本的游戏规则，否则，不仅可能制造更大的混乱，而且在人性追求的道路上，可能反而是一个倒退。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南北战争及“南方重建时期”之后，美国主流对于南方的推动都是在游戏规则之内操作，肯尼迪提出的1964年民权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将看到，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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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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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认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力。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们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力。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就是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就像罗伯特·李，当他离开联邦军队，回到南方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奴隶制的问题（他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奴隶制）,也不是赞成不赞成联邦分裂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支持过联邦分裂）。他所面临的，是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作为一名军官，他必须选择站在战争正义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们认为，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但是，可以选择和作出决定，是一个州的民众的权利。同样，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联邦都无权因此去对这个州动武。因此，就战争而言，李将军不认为正义在联邦军队一边。可是，当他一站到南方一边，又像是跳进了一口泥潭。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洗清与极端南方相连的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了。即使在战争过去之后，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南北战争研究中，人们也很难把这样一个第三力量从南方剥离出来，认真地考察他们的悲剧和思维逻辑中的合理性。因为，战争创伤形成的血痴，已经把他们和南方死死结在一起。更因为，他们的理解和诉求是超前于历史的，甚至，美国这个联邦建立的原则本身就是超前于历史的。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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