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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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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伯林不只是一个俄国人，他还是一个犹太人。躲在房间里的小伯林，除了读俄国作家的书，还读到一本书，叫作《犹太百科全书》。成年后的伯林常说，自己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犹太意识是伯林思想的一个底色。伯林表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自己。这让伯林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爱因斯坦曾经和伯林有一面之交，后来爱因斯坦谈起对伯林的印象，说他就像是“上帝的宏大剧场中的一名旁观者”。爱因斯坦这个比喻，抓住了伯林的局外人特质。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另外，作为犹太人，伯林也很关注民族主义问题。他有一个好友，叫哈伊姆·魏茨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和伯林一样都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魏茨曼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奔走的时候，伯林也帮了一些忙。但等到以色列真的成功立国了，魏茨曼邀请伯林来做总统顾问，伯林却谢绝了。作为犹太人，伯林能够同情地理解民族主义，但同时他也非常忧虑民族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能否达成某种调和呢？这也是伯林一直关切和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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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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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判断的艰巨性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奉献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几遍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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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坚持主张，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西方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等价值，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并不是普遍性的价值你要是认为这些东西人人都喜欢，要推广到其它文明并改变其核心价值，就会激起人们的反感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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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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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 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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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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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维立判断也无法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听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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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靠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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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约翰• 密尔这一代人提出了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在坚持自由的同时非常重视平等的价值，也就特别关注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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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首先要追间的是，“历史终结论”究竟是一个哲学理论，还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如果是一个哲学主张，只要逻辑自洽，你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那就要接受事实证据的检测，而且必领是“可证伪的”。如果遇到经验反例，“历史终结论”都可以自圆其说，那它就“涉嫌”伪科学。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吗？他的证伪主义告诉我们，永远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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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3: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人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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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已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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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我先给你摆出来。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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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尼采可能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但他并不是“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幺？简单比喻一下，老师发下来一张卷子，告诉你“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不是说“你无论怎幺回答都是对的”（这是相对主义）而是说“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但一定有些答案是错的”（这是多元主义）。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悬崖，就是视角主义的极端性。我在前文提到过，视角主义不同于所谓“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有的人不是太理解，认为视角主义其实等同于“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不是尼采真正的洞见。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 eal”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城中一般译作实在论”一一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缸中的大脑”：想象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幺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缸中的大脑”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幺，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的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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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多种多样，但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排出高低上下。价值虽然有很多，但尺子只有一把。有了这把尺子，就能给价值排序一一低级的价值就应当服从高级价值，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所有其它价值都是从最高价值派生出来的。伯林拿出了杀手锏，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又译为“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这是什幺意思呢？所谓“不可公度”，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地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价。你不能说、自由是05份的平等正义是15份的仁。一值有它独立的内涵，不能被换算为其它价值。你不能说实现了自由其实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它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牲……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但伯林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说，人类信奉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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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般的终身伴侣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种难以匹改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理想中的爱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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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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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判断的艰巨性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徳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徳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徳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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