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