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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被吓住了,同时也对你充满了怨气。你把我看成什么?一个容器,一只罐子,任你在那儿放些东西,让我保管?我是一个女人,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一个人。我不能扭松我的脑袋,不能放弃我的思想。我无法抹掉我的感情,或把它们隐藏起来。我无法否定某种愤懑、欢乐或忧伤的情感。我有我自己对事物作出反应的方式:有时惊讶,有时沮丧。即使我能压抑自己,我也不愿意成为一种植物或一台生理机器,因为无论是植物还是机器,它们仅仅对虚无才有用,对生育却毫无意义!孩子,你提出了那么多要求:首先,你要我的身体剥夺它最基本的权利,即它到处行走的权利。其次,你甚至宣称要控制我的思想和心灵,使其退化、迟钝,削弱它们的感觉、思考和生存的能力!你甚至指责我下意识的活动。这太过分了,我不能接受。如果我们硬要待在一起,孩子,我们最好达成协议。我将为你订立一条契约:我会增加体重,我可以把我的身体给你,但不会给出我的心,不会给出我的性格。这些东西是为我而存在的。正由于有它们,我在生活中才分享了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欢乐。事实上,我现在正在喝一大杯威士忌,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着纸烟,恢复我的工作,我那作为一个人的经历,而不是一只器皿,我哭泣,呼喊,流泪。而没有想到这是否会伤害你,因为我已经由于你而感到厌倦。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章回小说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其数量之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因此良莠不齐,高下各异。及其末流,即模式化,俗套多,事迹不外男女私情,人物“千人一面”,毫无个性与思想感情的等差和变化。一到《红楼梦》,立即展开了一幅惊人奇丽异彩的“万尺画卷”,数百人物,各个不同,声口、气质、风格、神态,绝无雷同,而且不只是一个无灵魂的空名字,个个如同现实世界,活现其情境于纸上。这则是又一奇迹,又一绝作。 第三,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雪芹之写人,打破了以往的旧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都坏。《红楼》人物都是如现实中的人,其性与质都是复杂的构成品,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不是有意美化或丑化的绝对化认识与作法。正如鲁迅所说:都是“如实抒写”,不是纯主观概念式的褒扬讥贬。 与此紧相关联的即是立足视点的多元化与感情的多元化。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红楼》艺术的突出特色。在本书中,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僵死点去观察观照人、物、事、境,而是从众多的“点”或“角”去进行的。他写人,各有其处境、关系、甘苦、哀乐,而不是以作者个人的心意去代替的“一面性”写法。例如写宝玉为父亲笞打,牵动了全家的每个人的心魂,无不泪下或痛哭——每个人,包括教子的严父也并非是灭绝人性的“卫道者”,他内心痛苦更大。 再如写迎春房中大小丫环与厨役柳嫂的矛盾争吵,那场对话,令你感到各有其愤怨不平的理据,又各有难言的苦处——作者绝不是“站在哪一边”专为单方硬撑强辩,护张排李。 这一特点,绝不见于以往的小说中,表明了一个极大的胸怀见解,即:大悲悯,大体贴,“众生皆备于我”。 第四,写人的手法纯粹是中华画法的精神体现:传神写照(晋代大师顾恺之的提法)。
    周汝昌 《红楼小讲》
    作者又认为,在“灵性”的诸般功能体用中,以“情”最为根本,最为珍贵。是以书中于开卷不久就特笔表明:“大旨谈情,” 但因“情”是抽象的,无法成为故事,于是便又以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情节来抒写这个特别可贵的“情”。 但是,“情”这个字眼常常令一般人发生错觉或误解,一提起情,就划限在男女之间的所谓“爱情”上,于是作者便又顺水推舟,就以女子作为书中的主体人物而来体现真正的情到底是何等境界意味,它与被俗常歪曲而又看不起的“情”,其间区别又是怎么样的。 这儿,又包括了曹雪芹的一段独有的见解:他特别器重赏爱女儿的真才情——“聪明灵秀之气”,超过男子远甚,而在他的时代,女子的处境与命运却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幸与悲惨,这就又使作者产生了一种大悲悯的情怀:特别珍惜怜爱女性。 这就是他在第五回中提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沉痛语言与宣言。这是人类的最博大的真情,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境界。 “千红”、“万艳”是泛称其众多,而实际是以一百零八个女子这个象征数字代表了千千万万。书的异名又叫做《金陵十二钗》,十二也是代表多的意思,九层的十二钗,便成为一百零八位女子(传统评价人物,也是分为“九品”)。书中所写一百零八位女儿,正对《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位英杰。是以作者表明:书中人物是“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这一措词又谦虚又表彰。 十二是书中的一个基数,处处点明不畏其重出复见,如十二个小道士,十二个女戏子,十二枝宫花,十二支《红楼梦曲》……连“冷香丸”的配药处方也是九个十二组成的! 写了这么多女儿,绝大部分都是姑娘、侍妾、大丫环、小丫头——当时屈抑为奴婢“贱”位的女子。 然后,采用了一个巨大的总象征手法:“花落水流红”、“落红成阵”、“花谢花飞花满天”—— “沁芳”之溪,水逝花流,群芳俱尽!
    周汝昌 《红楼小讲》
    雪芹开卷便大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所以有人总觉得即仅仅就此一处而言,也怎能说曹雪芹并未宣扬「色空观念」呢?殊不知,雪芹只不过是借用佛家字眼(可能一为方便,二为遮眼),其所表达的,却是另一种貌同而实异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思想⋯⋯佛家讲究「无生」。色相乃幻相,是假的,故无常,为暂显,而空才是本来的,真的,永恒的,是一切的「归宿」。欲空必先去情,情是最大的祸害和孽障,是幻相的执著者、痴迷者的「症结」,是万种烦恼、痛苦的根源。由此可知,那所谓空,不妨说成就等于是「情的空」,空了情,一切自然随之无着了。但是,请看曹雪芹所抒写的究竞是不是上述的那种思想呢?那「因空见色——自色悟空」的空空道人,为甚麽又单单改名「情僧」(却不是空僧),连「石头记」也变成「情僧录」了呢?请听:——「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虽是托诸仙姑演曲之口,实际谁都能读懂这是雪芹的「夫子自道」。于此我不禁要问:你看那时他写此书的情怀心境,可有一丝毫「悟空」的味道?!情种,奈何,伤怀,寂寞,愚衷,——情之极,情之至矣!
    周汝昌 《红楼小讲》
    (贾雨村问甄士隐)“宝玉之事,既得闻命,但是敝族闺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士隐叹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缠绵的,那结果,就不可问了!” 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 这就是伪续书的用心所在,它从根本上反对曹雪芹原著的总精神。一般读者极易发生错觉误识,以为他写黛玉之死是同情她而为之感动,其实他正是利用她来骗取读者的眼泪,并且宣告这种下场是她咎由自取:犯了“情”的罪过! 这是清代官僚正统士大夫与伟大文学巨星两种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的对立与抗争。现代青年读者,务宜明了此一要义。 《红楼梦》的伟大,首先在于思想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是不容歪曲或篡改的。 《红楼梦》的伟大,又在于文笔艺术的伟大——充满了特色与独创,然而又正是中华文化的继承、综合、延伸、运化和发展。 研究者、评论家常常以曹雪芹与英国的“剧圣”莎士比亚(Shakespear)相比并举。如此,则雪芹可称为“稗圣”(稗指小说的别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八个剧本,他的众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将近四十处的;而我们的伟大作家的几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却是集中在一部书里——而且是有机地“集中”、“聚会”,而非互不相干。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史上惟一创例,无与伦比!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处,生死休戚,息息相关,是一个大整体,而不是依次上场,戏完了没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换一个“登场者”的那种零碎凑缀的章法。此为一大奇迹,一大绝作。
    周汝昌 《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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