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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1843年,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第二年,他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同时也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经济学和哲学的文章笔记,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些手稿被雪藏了80多年,直到1927年才被苏联专家发现,在1932年编撰成书出版,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才26岁,所以被称为青年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异化”。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 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 “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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