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维立判断也无法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听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最重要的只不过是这个:重复,不间断地重复,重复一年以上。
李笑来 《把时间当作朋友》1
李笑来 《把时间当作朋友》1我们无法“迅速掌握复杂的整体”,也没有“无限发达的道德意识”。这不是理性的问题题,而是生物的习性。只有食欲和性欲都得到满足的人才会奢谈世界和平。一旦直面饥饿,隐藏的本性就会立即暴露。正像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所言,人类这种生物,“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高野和明 《人类灭绝》1
高野和明 《人类灭绝》1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请不要说我的话毫无新意。我处理主题的方式是新的。我们打网球时,双方打的是同一个球,但总有一个人打得更好些。 可能你马上又会说,我使用的是陈词滥调。我的回答方式和上面一样。同样的措辞在另一种安排下就有了新的思想,同样的思想换一种排序难道不是新的?
帕斯卡尔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0
帕斯卡尔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0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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