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句子 | 关于环境的句子 | 描写环境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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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劳动者社会来说，机器世界已经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品，即使这个虚假世界不能完成人造物最重要的任务一一为有死者提供一个比他们自己的存在更持久、更稳固的住所。在无休止的操作中，这个奇迹般的世界甚至正在失去它独立的世界性特征，而工具、器械和现代早期的机器都还明显地拥有这些特征。它赖以维系的自然过程越来越与生物过程合为一体，以至于我们一度运用自如的设备，开始看起来更像“人身上拿不掉的壳，正如海龟身上的売一样”。从这种发展的有利角度来看，技术实际上不再显现为“人扩展物质力量的有意识努力的产物，而更像是一种人类的生物学发展一一人类有机体的内部组织以不断增长的态势被移植到人的外部环境当中”（11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工具和机器的根本区别，也许最好地反映在一场显然没有案的无休止讨论上一到底是人应当“适应”机器还是机器应当适应人的“本性”的间题。我们在第一章已提到这场讨论为什么注定是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的条件在于它是一个被条件规定的存在，任何东西无论是自然给定的还是人为的，一经他接触，就立刻变成他下一步存在的条件，那么，人在设计机器的同时也就让自己“适应”了一个机器环境。就像以往所有时代的工具和器具一样，机器确实已经变成了我们存在的种不可摆脱的处境。从而就我们的立场看，这场讨论的有趣之处毋宁说在于“适应”与否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出现。无疑，人总在适应或需要特殊调整来适应他使用的工具；人或许还要让自己适应自己的双手，但机器的情形完全不同。与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具在工作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是人手的奴仆不一样，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确实，这并不意味着人自身适应了机器或变成了机器的仆人，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只要工作在机器上进行下去，机械过程就代替了人体的节奏。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112-11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正是这种持存性，使世界之物相对来说独立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而它们的“客观性”，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住、“抵挡住”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贪婪无度的需索。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之物有让人的生活稳定下来的功能，而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事实：尽管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却能通过与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的联系，重获他们的相同性，即他们的同一性（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相反）。换言之，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人为世界，而不是一个威严冷漠、不受触动的大自然。相反，后者压倒性的原始力量迫使人们随着自身生物运动的循环无情地旋转，而人的生物循环运动又是如此接近于整个自然大家庭的循环运动。只有我们从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中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的客观世界，把世界嵌入自然环境来保卫我们不受自然的侵蚀，我们才能把自然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没有一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就只有水恒的运动，而没有客观性。（10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所谓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我打算用来指称三种根本的人类话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之所以是根本的，是因为它们各自对应了人们拥有尘世生命的基本条件。劳动是与人体的生物性历程对应的活动，身体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败，都服从于由劳动产生的生存所需，也由劳动灌注到生命过程中。人的劳动条件就是生命本身工作是和人类存在的不自然性（unnaturalness）对应的活动，人类的存在并没有被植入物种不断重复的生命循环中，那样的生命循环也无法补偿人的必朽性（mortality）。工作提供了一个事物的“人造”世界，和所有自然环境迥然不同。在它的界限内，每个个体生命都得到安置，而这个世界本身则应该比万事万物更久远而且超越它们。世界性（worldliness）是人的工作条件。行动，人们彼此之间唯一不假事物之中介而进行的活动，则对应于人的多元性（plurality）条件，也就是说，住在地球上、栖身于世界的是人们，而不是单一的人。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阿伦特对人之境况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开端启新的意义上，人是行动的生物。行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理解它的含义，而不理解所导致的就是，人类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们亲手造成的灾难的破坏。的灾难的破坏。着眼于她所谓的“现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她从中诊断出一种荒谬的形势：高速的经济进程是由人的行动发动的，而与此相关的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社会经济大潮中无助的随波逐流者。她相信，这两股趋势都与公共注意力转向经济活动有关，而在传统上经济活动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务。不过，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写的“现代”已经退潮，核技术的出现，已经在人类和他们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开展出一个“新的尚不确定的时代”。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因为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的人当中活动的，与其他人联系，他就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者”，而且同时是一个遭受者。行动和遭受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行动开启的故事包含着由它造成的业绩和苦难。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无限的，因为行动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它一发动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渠道：每个行动都造成反动(reaction)，每个反动都造成连锁反应，从而每个过程都是新过程的起因。因为行动总是对那些自身有能力行动的人起作用，所以它造成的反动力就不仅是一个反应，而且是一个自行爆发并影响其他人的新行动。因而，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动决不会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也决不会只牢牢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是政治行动(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独有的特征——仿佛说人类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由于所涉及的人数无限多造成的，只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内就可以摆脱；在最有限环境里的最微小行动，也蕴涵着潜在的无限性，因为有时候，一个行动，甚至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整个局面。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剧的主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在一个使善良成为不可能的世界中，在一个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布莱希特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几乎总是类似的：那些被悲悯之心所驱使，着手去改变世界的人负担不了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在困窘的情境中，人们是环境的牺牲品。这种情境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而与使它显形的光是来自耻辱还是来自荣誉几乎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天才就在于，他用一个情境就概括了“困窘”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王子在《白痴》里著名的舞会场景中打碎了精美的花瓶时，他的笨拙、他在适应这个“人造物”的世界时的无能就暴露了出来；而同时，它还最为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善良”，亦即他对这世界来说是“过于善良”了。羞辱恰好就在于这一事实：他被暴露“为”某个善良的人，他不能不善良，正如他不能不笨拙那样。羞辱是困窘的极端化。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事实是，她从未有过任何写作抱负或对写作的特殊愿望，更不用说去当一位作家了；她在非洲写下的很少一点东西可能被她扔掉了，因为写下它们只是为了“在干旱季节”减少她对农场的忧虑，并消除她无事可干时的烦躁。她只有一次“写了篇虚构故事去弄钱”，而且尽管《天使的复仇》（The Angelic Avengers）确实赚到了些钱，它也引起了“麻烦”。因此，她开始写作，完全是“因为她必须谋生”，而她“只会做两件事，厨艺……也许还有写作”。她先是在巴黎、后来在非洲学会了如何烹饪，这主要是为了款待她的朋友，而为了让朋友们和土著居民高兴，她便自己教自己如何去讲故事。“如果她能一直待在非洲的话，她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这是因为，“我，我是一位讲故事的人，而非别的什么。吸引我的是故事，和讲述它的方式”（“Moi, je suis une conteuse, et rien qu’une conteuse.C’est l’histoire ellemême qui m’intéresse,et la façon de la raconter”）。她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它们之所以仍然没有被人讲述的原因，按伊萨克•迪内森的说法，乃是人们想象力的缺乏。因为只有在你能想象发生的事情并在想象中重复它时，你才能看到故事。并且也只有在你很有耐心地讲述和重复它们（Je me les raconte et reraconte）时，你才能很好地讲述它们。显然，她整整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位艺术家，甚至不是为了成为她在书中提到过的智慧而老练的职业的讲故事者。如果不能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活得充分，“缺乏想象力”因而妨碍了人们的“生存”。“对故事的忠诚”，正如她书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鄂兰在这本《黑暗时代群像》书中所论的都是20世纪前半页的知识分子，都是她身边熟识的人——处在上一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学术文化中心，一个政治环境最黑暗，却是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代。“黑暗时代”一词出自德国诗人布莱希特的名诗《致后代子孙》，指的是20世纪黑暗现实中无所不在的恐怖，一个政治大灾难、道德大沦丧，艺术与科学却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鄂兰称之为“黑暗时代”：一个动荡、饥饿、大屠杀、绝望、不公不义的时代。鄂兰以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民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正式基于这样的信念，乃有了这组群像的勾勒。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全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除了自己的判断—— 而且在此类处境下作出与其所处整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 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少数极其严格自律、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跟那些很大程度上秉承陈旧价值标准或以宗教信仰为准绳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由于整个主流社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这些构成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构建共同体的宗教教义也一并消失了。作出过判断的人，也是自行判断；他们不遵从任何规则，不对个别事件进行归纳；相反，事情来了，他们再作出选择，就好像对每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普适规则一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那几百年里，种族屠杀的例子同样层出不穷，尽管屠杀的结果并非都像这一次成功。用“行政性屠杀”概括这次屠杀比较合适。这个词是伴随着英国的帝国主义出现的。英国人坚决拒绝用这种方法维持其对印度的统治。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暴行只针对外国人或异族。众所周知，希特勒在开始实施集体屠杀时，宣布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他甚至处死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和肺病病人），以加速他的灭绝计划。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要在法律科学的层面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两个范畴可以派上用场。它们分别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所有审判中的法官们其实只是基于大量事实、某种程度上在自由宣判，而并没有诉诸规范和法律规定的尺度。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出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在此类处境下做出与其所处政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眼前的这份报告，要告诉读者，耶路撒冷在匡扶正义的道路上究竟走到多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比发现佛罗伦萨真实存在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与平时的生活环境突然拉开了距离，我所习惯的日常被打破，得以从那个习惯所塑造的自我中解脱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可以从头开始。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那种接近于身体的痛苦——仿佛一根手指被压在门缝里，或一个钻头钻进牙齿一般——那样的痛苦，其实并非发生在我以为他不再爱我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我不断自问，他为什么甚至不肯写信告诉我他不再爱我的那段时光。如果只是几星期的沉默，那似乎不过是惯常的懒散；如果是几个月的沉默，那无非是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和新环境的缘故，因为这两件事他都曾兴致勃勃地描述过。我不停编造类似的借口，但他沉默的时间之久令所有超然的旁观者都无法接受。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软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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