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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很仰赖教授的背书，借助大厂平台，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得以接触到很多我做记者时接触不到的知名学者。教授是需要我们要去影响的圈层。我们邀请他们写文章，为一件事发表意见，为一个活动站台。我们常用金钱换来一些从形式上看十分工整，但仔细深究并没有提供新解释的内容。事实上，就他们的身份和拿到的报酬而言，本应该提供更深入新颖的东西。但我深知，我这样的疑问和希冀在职场里显得太过较真。本质上，我们与教授之间也是取用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不应该总是对人投射过高期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明显感觉在与周边环境对抗。
    张小满 《大厂小民》
    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经验是：大厂在招人时，更在乎一个人身上是否拥有某种特质，或者刚好需要同行的最新经验。用完了，能继续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在供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这种“用后即弃”的高效用人方式，让人成为项目传送带上的燃料。
    张小满 《大厂小民》
    我想，很多时候，一个人内心秩序的稳定除了基于手头的具体工作、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依托于我们面临的外部社会环境，形成一种共振。
    张小满 《大厂小民》
    大厂里的新产品与新方向总是如潮水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大环境不断变化，领导者很难准确预见未来。不断调整业务方向和重点，才有可能把握住新的市场机会。大厂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保证了无论哪一部分变化，都不会让整个网破裂。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只能跟随潮水的方向，在缝隙中求生存。
    张小满 《大厂小民》
    一些更年轻的同事会在中断后选择跳槽，每次都能成功并且涨薪。这其实打破了刻板印象：HR不喜欢频繁跳槽的人，显得不稳定。 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经验是：大厂在招人时，更在乎一个人身上是否拥有某种特质，或者刚好需要同行的最新经验。用完了，能继续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在供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这种“用后即弃”的高效用人方式，让人成为项目传送带上的燃料。
    张小满 《大厂小民》
    这些同事会很自然地把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大环境鼓励把人工具化，我们称其为“借力打力。” 随着编辑部运转越来越成熟，我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娴熟”的同事。我在很多时候都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工具”和“资源”，我做的事变成了别人可以汇报的“成果”。我宽慰自己，这才是职场现实，对别人有用，是一种存在价值。
    张小满 《大厂小民》
    第六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 P303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艾琳·鲍尔在1928年推出第一个广播节目，主题是“历史岁月中的欧洲”。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艾琳定期向学校中十三岁以上的孩童播放广播内容。（她不愿面向更低龄的孩童制作广播内容，因为她希望能保证“听众真正从广播内容中吸收些许有益内容”。）艾琳和罗达一起推出世界历史系列，为了精心策划一份广播内容，她们会先花上数天时间往返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和梅克伦堡广场家中，然后在餐桌上工作到深夜。艾琳负责准备课件，罗达则负责那些戏剧性的穿插内容；两人再合力编写手册，手册内容包括为教师设立的练习和使用建议、黑板笔记、参考书目以及为《广播节目报》和《听众》提供的相关文章。鲍尔个人的课程涵盖国际历史，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罗马一直讲到当今时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工作作为最后的内容。广播就是鲍尔表达自身和平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她通过广播弘扬的政治理念并未因为广播受众是年幼的孩童而有所淡化，她也从不在政治信念方面妥协。她曾写信给学校广播部的玛丽·萨默维尔，愤怒地指责对方在世界历史宣传册中插入一张标题为“玻利瓦尔和他的将军们讨论安第斯山脉战役”的图片：“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这番话令人回想起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写下的内容：她和周围志趣相投的人“期盼成为世界的公民”，任何其他思维都只能导致分裂和战争。拒绝以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主题的鲍尔反而提出开一门中国历史课程，强调“所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共同贡献，以及东西方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日益增加的交流互动”。这些鲜明立场都是鲍尔致力构建全新历史叙事的例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鲍尔沿类似方向开展学术工作。她开始研究十五世纪...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20年9月，鲍尔离开剑桥大学，生平第一次离开欧洲，独自一人踏上了一趟勇敢的旅程，目的地包括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加拿大和北美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鲍尔遍览市集和露天的手作工作室，细细观赏路边的手工艺人劳作，他们有的在精心锻造精致的金链，有的在为色彩亮丽的披巾编织精美的流苏穗带。在印度，她受到本地人的隆重接待，一同参加晚宴的一般有政客、记者和革命家。每场晚宴几乎都只有鲍尔一名女性，她在剑桥大学口袋日记中记录她“享受这样新奇的体验：人们从‘我’的角度来谈论政府弊病”。这期间正值激变时期：印度国内激进主义分子积极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重获民族独立性，亲身深入这一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格外扣人心弦。这年夏天，印度发起新一轮的民族独立运动，国内反响热烈，鲍尔希望尽力去贴近这轮运动的起因，了解相关的方法。12月21日，有一位当地上流阶层的殖民地长官邀请她前往他的俱乐部跳舞，鲍尔拒绝了他的邀请（她对朋友说过，“身在印度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环境，我无法安心做一位享乐的女士”），选择来到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挤在乌泱泱的人群之中。当晚，国大党在年会上宣布采取圣雄甘地所倡导的全面不合作策略，鲍尔成为在场亲眼见证的六位欧洲人之一。在德里，鲍尔以和平主义者、工党成员的身份与甘地短暂会面，两人坐在地板上，谈论各自国家的未来。离开德里，鲍尔一路北行来到开伯尔山口，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与印度、中国这两个巨大市场之间的重要通道。到那儿之后才发现，根据某条英国法规，女性无法从这个通道通过。后来，接待鲍尔的人收到一封边境官员寄来的言辞激愤的信：他们发现鲍尔居然装扮作男性，畅通无阻地通过了他们的关卡。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生于1850年的哈里森，在几十年间经历无数挫折、几次三番被学术殿堂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成为第一个具有专业学者地位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申请的学术岗位先被授给了男性同辈学者，后又授给了这位学者的男学生；一直到近五十岁回到纽纳姆学院，她才找到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环境，这里给予她认可，给予她充足的时间和薪酬去完成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面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人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人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一一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在被统治阶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引向危险的境地。对专断而不加约束的权力的厌恶贯穿了简·哈里森所有作品的核心，她批判奥林匹亚诸神，反感机构性宗教。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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