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句子 | 关于环境的句子 | 描写环境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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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P18）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他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现实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P33）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P56）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的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做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使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epreuse）这个词。（P65）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理智（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P72）人们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使人丧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一一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幺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中世纪对瘟疫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人们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结束，大屠杀就立刻停止了）。（……）如今，说癌症是因“环境”所致，就如同过去——现在仍是如此——说癌症是因情绪失调所致一样，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p.65) 现在，由于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他们开始认为，存在着一种癌症“流行病”，或者是癌症“瘟疫”。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脾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 (p. 37) 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起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负责。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前现代作家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都表示赞许。事实上，作家最古老的一种角色就是吁请社会共同体对存在的虚伪和欺骗作出解释。⋯但是，前现代作家能有的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0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社会秩序负责。……前现代作家能有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一一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p.16-17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0

阿尔托认为，戏剧要使人获得精神解放，便须表达大于生活的冲动。尽管阿尔托始终希望将艺术中的行为当作精神解放的唯一途径，然而，艺术总是可疑的——一如身体。像获得救赎的身体一样，艺术一旦超越自我——即没有“器官”（文类）、没有其他部件的时候就获得了救赎。在阿尔托想像的被救赎的艺术中，没有分隔开的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总体艺术环境。它是神奇的，突如其来的，赎罪的，而且最终也是晦涩的。所有社会对神志清醒和疯狂所下的定义都是武断的；从最为宏观的意义上讲，是政治性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0

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以及父权制之前的民族看来，女性身上带有某种神圣且超凡的特质，正是她们的审慎与远见赋予了这种神性。那幺，这种在经济环境尚处原始阶段就显现出来的智力优势，难道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0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鲁迅《故事新编》0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的。原来却并不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幺会有坏花果？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鲁迅《故事新编》0

死在健康的情况把他带走。前一天，他的信欢天喜地，说他对一棵植物的猜测证明对了，非常开心。关于他的工作，他给我写下这些有趣的辞句，说他没有几页就好结束：“我对了！我从植物园的植物学教授得到我的解答，我对了，因为美学就是‘真’，从某一理智角度看去（假如有方法），人就不错，现实不向理想低头，而是加以证实。我必须为《布法与白居谢》到各地做三次旅行，在找到它的框架，配合动作的环境之前。啊！啊！我胜利了！这呀，这是成功！这恭维我！”

福楼拜《三故事》0

死在健康的情况把他带走。前一天，他的信欢天喜地，说他对一棵植物的猜测证明对了，非常开心。关于他的工作，他给我写下这些有趣的辞句，说他没有几页就好结东：“我对了！我从植物园的植物学教授得到我的解答，我对了，因为美学就是“真”，从某一理智角度看去（假如有方法），人就不错，现实不向理想低头，而是加以证实。我必须为《布法与白居谢》到各地做三次旅行，在找到它的框架，配合动作的环境之前。啊！啊！我胜利了！这呀，这是成功！这恭维我！” 他打算到巴黎，同我相会。这在他动身的前一天，走出浴室，上他的书房；女厨子正要给他开午饭，听见有人喊叫。她奔过去；他的拳头痉挛，已经不可能打开手里握着的一个盐瓶子。他呢喃了一些含含糊糊的话，不过她听得出来的有：“艾楼……去…我……大街…我认识他。”

福楼拜《三故事》0

她来到这里后听闻，在挪威最北端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那里夏天二十四小时是白天，冬天二十四小时是黑夜。她认真思考，人们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是如何生活的。此时，在这座城市，她所通过的时间是那样的白夜，还是黑昼呢？旧的痛苦尚未全部化解，而新的痛苦也没有完全展开。过去的那些记忆摇曳着难以称为彻底的光亮或黑暗的每一天，无法回想的只有未来的记忆。此时此刻，在她面前晃动着无形的光，和充斥着她不知道的元素的气体。

韩江《白》0

像往常一样，我早、晚都做饭和家人一起吃。我努力多和刚上初中、面临新环境的女儿聊天。但正如同身体被分成两半一样，那本书的阴影隐约出现在我所有的生活当中——打开瓦斯炉，等待锅里的水烧开的时候，甚至将豆腐切片蘸上蛋液后放在平底锅上、等候两面都变得焦黄的短暂时间里。

韩江《不做告别》0

宋代最大症结，还在它养着一百几十万不生产的职业兵，把整个经济拖垮了，王安石要在这上下困乏的环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税收，那是利不胜害的。

钱穆《国史新论》0

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地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0

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或者过去时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鲁迅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怀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而阅读当代作品的时候很难怀有这一样的空白之心。你有你的经验，你会觉得这部作品写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经验，中国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每个地方的风俗和文化也有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以后，年龄不一样以后，经验也会不一样，这会导致带着过多的自己的经验去阅读一部作品，对这部作品的判断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反过来带着空白之心去阅读，就会获得很多。阅读最终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丰富自己，变化自己，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原地踏步，始终如此，没有变化。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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