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环境"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环境的句子/关于环境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环境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P15)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P18)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他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现实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P33)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P56)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的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做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使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epreuse)这个词。(P65)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理智(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P72)人们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使人丧失...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一一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幺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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