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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参加过无数次战争，总是将许多战争互相混淆，他甚至记不清目前正在打的是一场什么仗。他的使命就是打仗，打仗比思考、比战后发生的事情都重要。仗打完就过去了，至于人们的传说，历史学家和说书人自然知道应当去伪存真。如果皇帝应当跟在人们的屁股后面去进行修正，岂不太麻烦。只有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军队建制、晋级、封爵和赐地的纠纷的时候，皇帝才应当说出自己的主张。他的意见只是说说而已，大家明白，查理大帝的个人意志无足轻重。必须考虑调查结果，依靠已掌握的证据下判断，并使之符合法律和习俗。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对于年轻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布拉达曼泰，爱情是冲突，是战争，这就是朗巴尔多的心上人：另ー个一廖廖几笔而已一索弗罗妮亚，爱情是和平，是前世的梦中思念，托里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达曼泰，爱情如战争，她寻求异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爱上了阿季卢尔福。我最后该做的事情是举例证明存在是神秘经验，四大皆空、瓦格纳、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圣杯骑士们现身了。还有与此相反的观念一一存在是历史经验，被历史抛弃的人民的觉醒（被卡罗・莱维多次阐述过的观点）；库瓦尔迪亚的居民与圣杯骑士对立，他们穷困并遭受欺压，不知如何活在世上，将在斗争中学会生存。至此我需要的人齐全了，让他们受自身那许多生存焦虑的支配而活动就行了。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像在写《树上的男爵》时那样让自己掉进故事里，也就是说我最终不会相信我所讲述的那些东西，这一次故事是并且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一种“娱乐”。我一贯认为享受这种“娱乐”的人是读者：这不是说对于作者也同样是一种娱乐，作者应当在叙事时保持距离，调节好冷热情绪，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其实写作是最使人疲劳和神经紧张的工作方式。当时我想倾诉写作的甘苦，为此编造一个人物：我变成修道院的文书，假托她在写小说，这使我获得平静而自然的动力。完成最后的篇章。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解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们是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 (自然或历史) 不再有关系 (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阿季卢尔福，不存在的武士，有着广泛散布于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一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写这个人物很快就得心应手。我从阿季卢尔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识的不存在)出发，用一种反向逻辑程序(从思想出发走向形象，与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观世界浑然一体，我创造了马夫古尔杜鲁。这个人物没有能力拥有前者的独立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 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朗巴尔多，司汤达式武士，像一切年轻人所为，追求生存的证明。存在的证实在于行动；朗巴尔多将寓意实践，经验，历史。我需要另一位青年，托里斯蒙多，我让他成为绝对精神，对于他存在的证实应当来自别的什么而不是他自己，来自在他之前就存在的，与他相分离的那一切。 对于年轻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布拉达曼泰，爱情是冲突，是战争，这就是朗巴尔多的心上人；另一个--寥寥几笔而已--索弗罗妮亚，爱情是和平，是前世的梦中思念，托里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达曼泰，爱情如战争，她寻求异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爱上了阿季卢尔福。 我最后该做的事情是举例证明存在是神秘经验，四大皆空，瓦格纳，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迁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于是，《树上的男爵》在我笔下变得与《分成两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不详、背景模糊、人物单薄而象征化，童话结构的故事，我在写作时不断地被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写出一系列十八世纪人物形象，标明日期和与之相关的名人轶事；风景和自然环境是虚构的，但是一怀旧之情细致描绘；精心设计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实的情节，甚至包括非真实的开头；总之，我最终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这个词的最传统的含义。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掺和在历史的洪流中，历史的洪流不会被这些平凡的生活阻挡，却也永远少不了这些生老病死这些缘分。”
    宗璞 《野葫芦引》
    下面是爹爹写的几行字： 我在考虑一个历史问题，我想它插不进你的生活。我们读的历史，都是写的历史，和真实是有距离的，能测量出有多远就好了。你们在创造历史，能留下你们创造的真实，又要多少斗争。——爹爹。
    宗璞 《野葫芦引》
    历史学家不能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历史官僚，他应该成为忠实于其探索和冒险职责的漫游者。因为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历史学家对马克·布洛克的教海并未有过足够的思考）是，历史“还是处于童年的科学”。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咿呀学语，这一前历史阶段从希罗多德（Hérodote）一直延续到马比荣（Mabillon）神甫，关于这位神甫，马克·布洛克在后文中提到，“1681年，《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出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部著作“最终奠定了档案文献批判的基础”。历史直到19世纪才成为教学内容，即使在这个奠基的世纪，历史仍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之间犹豫不决，而此前的初生时期就更需要我们反思了。对历史学家而言，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谦卑的，但也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对历史学而言，求知之风几乎尚未吹起。历史认识还处于黎明期。我们一直处于黎明期。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这个说法仍然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 当然，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不过，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对原子物理来说，一个放射体变为其他物体所需要的秒、年和世纪的数字是一个基本数据。某种巨变的完成需要千年还是在旦夕之间，抑或尚未完成，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质学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学科，但物理学家不太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相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满足于证实恺撒（Cesar）花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或者证实路德（Luther）用了十五年从爱尔福特（Erfurt）的正统派见习修士转变为维滕贝格（Wittemberg）的宗教改革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征服高卢在欧洲社会变迁的时序中的准确位置；在不否定马丁·路德修士的灵魂危机可能具有持久意义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只有准确地确定这场危机对命运轨迹的影响——这种命运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也是作为个人命运之气候条件的文明的命运——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恰当的解释。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该词事先并不妨碍任何研究取向，不管研究本身是优先面向个人还是面向社会，是注重对瞬时性危机的表述，还是追踪那些最持久的因素；历史词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条，从其最初的词源上说，它所涉及的唯有“研究”。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也是一门尚处于童年的科学：就像所有以人类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一样，它是理性知识园地中的迟来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很久以前就以叙述史的萌芽形态出现了，而且虚构的成分长期充塞其间，但历史学依附于直接可感的事件的时间甚至更为久远，因此，作为一门理性化的分析学科，历史学仍然十分年轻。它正努力深入事件的表象之下，在摈弃传奇和修辞的诱惑之后，它还须排除各种在今天看来更加危险的毒素，这就是旧式的博学以及伪装成常识的经验主义。就其方法论的某些基本问题来看，历史学并没有超越其最初的摸索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菲斯泰尔·德·古朗日和他之前的培尔（Bayle）都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历史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难的”。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一活动场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吸引人的想象力。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一场景在遥远的时间或空间中展开时，它便具有一种奇特而微妙的迷人之处。伟大的莱布尼茨曾向我们透露这样的看法：当他从抽象的数学思辨或神学思考中走出来，转而解读德意志帝国的古老宪章和纪年作品时，他像我们一样，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我们尤其不要为此感到难为情 让我吃惊的是，某些人就有这种想法。为了让感性蒙受如此激烈的控诉，就必须认为它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理解力：这真是个奇怪的谬论。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现在应该回到本章的核心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各构成要素是以纷繁错杂的形态沉浸在历史中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还有各种微妙的心态因素”。在这里，马克·布洛克向新史学的伟大先驱之一基佐（Guizot）表达了敬意，基佐在谈论综合体（complexe）时说：“该词的意思是，人民生活的所有要素、其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会聚在一起”。“如何称呼”这一综合体呢？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个术语（或曰一个观念），而吕西安·费弗尔已阐述了它的历史，这就是“文明”（“civilisation”）。我不想否认这个术语的意义，但是，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今天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法文和法国文明中。别的地方盛行的是“文化”（“culture'”），然而，这个概念与文明不是一回事，也不处于同一性质层次上。这无疑是时代的特征：文明因为其精英主义而受到大众文化的谴责和排斥，后者现已侵人史学领域，并使得史学更具物质色彩并降低了其人文性质。费尔南·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取代“物质文化”的努力看来也失败了。应该对这种去人文化听之任之吗？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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