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历史"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历史的句子/关于历史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历史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幸运的是,在1979年,两个部门共同采取了性别平等行动并修改了该命名系统,将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内。以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又有着被男人征服的漫长历史。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肉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 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实际上...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影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 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已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社会喜欢抨击句尾升调、“Iike”和其他女性语言特征的另一个原因一尽管整个社会最终吸纳了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一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超出控制时,人们会被吓坏。你看,当鲍勃·加菲尔德这些“正常人”(NORMs)听到年轻女性在句尾使用气泡音时,一场小小的存在危机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变得爱挑剔、爱批评,甚至可能感到焦虑不安,然后说:‘语言听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奥伯恩·巴伦-卢茨罗斯(Auburn Barron-Lutzross)说。因为这些人习惯了掌控局面,所以当别人开始制造“事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如果是这些‘正常人'首...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身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象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一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从历史、科学、文学、政治等学术视角讲解时事的非营利性在线出版物。P32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一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男同性考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他们的语言特征必然不河能相同。看看这两个群体在煤体中的形象演变获知道了:多么令人震惊,美国电视和电影中从来不曾有过女同性恋者角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些。而她们终于登上银幕时,角色形象却并不是正面的。最早的女同性恋情节出现在1961年的电影《双妹怨》(The Children'sHour)中,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寄宿女校学生恶意诽谤她的两个女校长在谈恋爱,最终毁掉了二人的个人和职业声誉。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评论女同性恋者的言语特点,但它确实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描绘得阴暗、孤独,并且会摧毁事业。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传统女性气质在历史上一直局限于私人领域,而自信的领导力则属于公共事业,二者之间的微妙张力被社会科学家称为“双重束缚”。 大多数追求事业成就的女性最终都会陷人这双重束缚的其中一端。克林顿可能是忍受这种语言批评的现代公众人物中最知名的,但她绝对不是第一个。也有其他女性摆脱了传统的女性声音特征,她们被视为强硬的领导人,但又被贴上了冷酷和专横的标签,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玛格丽特·撒切尔(铁娘子),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推特上被叫作“邪恶的女巫女王”),以及政治家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一记者安德鲁·纳波利塔诺(Andrew Napolitano,没有亲戚关系)戏称她为“邪恶表妹珍妮特”。没有人质疑过这些女性的力量,但她们的力量是以牺牲“喜爱”为代价的。 而在双重束缚的另一端,当一位女性掌权者不想以“男性化”的方式行事,或者有意凸显自己的女性气质时,她就会被认为脆弱无能。但同时,又因为她保持了大部分符合女性规范的特征,她看起来就不会过于可怕。随着她强硬程度的降低,她的受欢迎程度便会提高。 无论女性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告诉女性政治家、新闻主播、商业领神,以及其他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应该闭上嘴巴别出声。在20世纪初,一项对广播节目听众的调查昆示,101名受访者中有100人更喜欢男主持人的声音,而不是女主持人的声音,他们哀叹女主持人的声音“刺耳”(像90年后的克林顿一样,她们的声音表现出的个性“多得过分”。《时代》杂志2016年的一篇报道发现,在古希腊,直言不讳的女性会被说成是“妓女、疯子、巫婆和雌雄同体者”。在中世纪,有一个专门的英语单词来形容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被叫作“scolds”,即无法把“消极”和“叛逆”...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 consonants)进人班图语的原因——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入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秀准议字过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 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一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弱势群...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根据达西的说法,“Iike”一词有六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英语中最古老的两种“like”,其一是形容词,其二是动词。在“I like your suit,it makes you look like James Bond'”这句话中,第一个“like”是动词,第二个“like”是形容词——即使是最暴躁的讲英语的人也能接受这两种用法。今天,这两个“like”听起来完全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有着不同历史的两个不同的单词。它们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类似于名词“watch”(手表)一意思是你手腕上的计时器,和动词“watch”(看)一意思是你打开电视时眼睛的动作,这两者也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牛津英语大词典》上说,动词“like”源自古英语单词“lician”,形容词“like”则来自古英语单词“lich”。在过去8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两个词在某个时间点汇合在了一起,留给我们大量的时间来适应它们。 但是有四种新的“like”出现的时间要比这晚得多,而且达西说,它们都是具有不同用法、相互独立的单词。其中只有两种“like”是女性使用更多的,而这两种女性高频使用的“like”当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年轻女性创造出来的,就是那个表示引语的“like”,你已经在上文见过了:“I was like, ‘I want to see Superwoman.’”说起来有点讽刺,不过从实用角度来说,这种表示引语的”like”是我最喜欢的用法,因为它可以为你要讲的事开个头,只需简单转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需要逐字逐句地复述整个对话互动。比如说这句话:“My boss was like, 'I need those papers by Monday,' and I was lik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此...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化言行。这意味着你说话时要努力避免上文列出的所有语言特征,因为拉科夫认为这些特征使女性听起来缺乏安全感。她的建议与40年后的那些广告和文章如出一辙。 幸运的是,自拉科夫的书出版以来,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1世纪的许多语言专家已经在严肃看待“山谷女孩语”,并弄清楚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位学者是来自匹泽学院的语言学家卡门·佛特(Carmen Fought)一顺便说一句,他的嗓音是我听过的声音中最柔顺舒缓的。正如佛特所说:“一旦女人在陈述句结尾用了升调,或者说话带有气泡音,就会立刻被解读为缺乏安全感、情绪化,甚至是愚蠢的。”但有趣的真相是,年轻女性使用这类语言策略不是出于下意识的矫揉造作,而是把它们当作建立并加强关系的有力工具。气泡音、句尾升调,甚至是“like”这样的词,都不是她们头脑混沌的迹象,恰恰相反,它们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社会效用。另外,女性并不是唯一使用它们的人。 在世界上的许多语言中,气泡音并不是某种随机产生的怪癖,它是其所属语言...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当我说“bitch”(母狗;贱人,婊子)时,你会想到什么?让我猜猜,是跟你高中同校的那个女生吗?她鼻子小小的,用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同款香水,还从来不邀请你去她家开派对。不是吗?那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以前的老板、室友,或者某个著名的女反派,比如库伊拉·德·维尔,那个杀狗的邪恶混蛋。也许你也会立刻想到凯莉安妮·康韦·的脸,仿佛一个突然从地狱蹦出来的小丑。又或者,它的字面意思会让你想到一只母狗。但不管是什么物种,总能有多种办法让一个雌性生物变成“bitch”。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比任何迪士尼电影或CNN辩论都要戏剧化得多。如果我告诉你,语言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又会作何感想?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1.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我敢打赌,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一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一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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