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句子 | 关于历史的句子 | 描写历史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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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t”的词义转贬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 Media”一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肏，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有些经由某群体收复再定义的词只适用于该群体内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以“nigger”（黑鬼）这个词为例：从19世纪早期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这个，・埃特（Missy Elliott）Jay-Z嘻哈术家的帮助下，它被黑人群体收复并进行了重新定义。然而，在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其他族裔永远不能使用的词。2017年，作家兼文化评论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被问及他对白人在吟诵歌词时使用“收复再定义”版本的“nigger”有何看法，他指出：“这个词的含义深刻而沉重，与我们所遭受的被压迫的历史息息相关，因此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在收复再定义之后都可以属于其他任一群体。”科茨还说：“如果你是一个嘻哈乐迷却不能使用‘nigger’这个词…这能让你体会到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作为一个黑人，就意味着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看着人们做着你不被允许做的事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正如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说脏话代表着男性气质，这种观点可谓历史悠久。虽然语言禁忌可能很早就存在了，但“脏话”直到中世纪才真正诞生。当时的宫廷礼仪传统创造并定义了“文雅”的概念，并由此产生了“干净”言语的新标准。这套“优雅”标准不但强化了言语禁忌，同时也把女性置于“圣坛”之上，也就是说，女性不可以说脏话、男性不可以当着女性的面爆粗口成了人们的共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语言学研究表明，现代人说脏话实际上很少带有敌意或冒犯；相反，脏话成了一种极其复杂、丰富多彩的语言类别，几乎可以用于表达一切情感一幽默、震惊、悲伤、团结。在一些语境下，有的脏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礼貌的。大多数时候，脏话能促进社会和谐，比如你可能会对别人这样说：“That is a fuckingbrilliant idea'”（我靠，这主意真赞），或者“These cupcakes arethe shit”（这些纸杯蛋糕好吃到爆）。然而在历史上，人们对脏话的态度——尤其是当女性说脏话时——并非一向如此正面。由于胜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攻击性，所以说脏话的女性就会被视为破坏了女性气质的传统规则，也就是要求女性甜美、恭敬，并经常照顾他人感受。当然，违背这种期待会招致批评。就拿我来说，我曾多次被告知我“说脏话的方式像个男人”，但我不确定这到底是夸我还是批评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英语中几乎每一个用来形容女性的词，在其使用过程中都会在某个时刻被涂上淫秽色彩。正如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当你将某些特定的性别相关词语对照审视，就能发现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化趋势。比如“sir”（先生）和“madam”（女士），300年前这两个词都是比较正式礼貌的称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madam”变成了描述自负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词，后来又用来指代秘密情妇或妓女，最终成了妓院老鸨的代称。与此同时，“sir”的含义从未发生变化。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master”（男主人）和“mistress”（女主人）两个词上。这两个英文词源自古法语，本意都表示具有权力权威的人。几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词被污染，含义变成了——如舒尔茨所说——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淫乱女人。而“master”继续代表一个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动物，或性虐恋关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称呼一个掌握了某项复杂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饪）的人。现在告诉我，有哪个好看的烹饪竞技节目叫《厨艺女师》（Mistress Chef）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要是有，我一定会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1）“伊”作为不分性别的第三人称代词历史悠久。尽管上古汉语中并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但是“伊”与“彼”“其”“之”“他”都能充当第三人称代词。另外，“伊”从魏晋时期开始作为第三人称代词使用，例如“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世说新语·品藻》），“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世说新语·方正》），“吾见张时，伊已六十”（《南史》），“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红楼梦》）。（2）“伊”在现代吴语、闽南语、闽东语、莆仙语中仍然大量使用。现代白话文初兴时，“伊”曾被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使用，但今已罕见。（3）与汉语中其他无性别第三人称代词（如渠、佢、彼、斯人、此人、怹）相比，译者私心觉得“伊”更好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怪树一棵。无论长在何处，都会大煞风景，所以应该拔掉，根除。不管你到哪里，最终他们都会除掉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想干的那些事......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你的怪癖，你是个反叛的诗人，不接受任何约束，不遵守任何模式、任何戒律，甚至把合法与非法的概念抛之脑后；还因为你作为孤胆英雄的特立独行，沉醉于梦幻与想象的世界。反叛的诗人、孤胆的英雄......不管他说什么，还是做什么，哪怕是一句被打断的话，一个失败的行动，都能变成一颗会开花结果的种子，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芬芳，一株能成为森林中其他植物榜样的树。对我们这些没有他的勇气、洞察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他就是一根标杆。被搅动的死水，被扰乱的政权很清楚，他才是必须被铲除的真正的敌人，真正的危险。它们甚至知道，他不可能被替代，被复制。世界历史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证明：当一个领袖去世之后，另一个领袖就会随之出现；当一个活动家消失之后，另一个活动家就会应运而生。但当一个诗人、一个英雄消失之后，就会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空缺，你必须等待，直到上帝使之复活。但只有上帝知道，这复活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在什么时间。所以，把你带出希腊也于事无补，这次出逃充其量不过是另一次“缓期执行”而已。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为的是尽可能让你多活一些时光。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接下来，所有的人都把你围住，朋友、亲戚、记者，他们抚摸你，拥抱你，呼喊你的名字，使你不再为你的牢房惋惜。事实上，顷刻之间，你就不再怀念它了，你感到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尽管你有一种想哭泣的强烈冲动。但你没有哭出来，你想说几句话，说几句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话。只是，你愈想弄明白要说什么，你就愈想哭，愈无法克制住想哭的冲动，你感到喉咙梗阻，顷刻间就泪水盈眶。因为你看到深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迷惘此刻已转化成了一种明确的预感，一种警觉：自由对你来说将意味着另一种痛苦，另一种折磨。这就是第二天我终于与之相见的那个男人。我们的相见就像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对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在一起一样。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从表面上看，大多数旗帜是干净的，但若我们想了解真相，就必须问问那些以理想、梦想、和平的名义被杀害的死者，问问那些假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被欺骗、受伤害和被激怒的生者，然后根据这些人的证词来作出统计。看有多少丑恶、野蛮和污秽被当成了美德、仁慈和纯洁。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桩事业是不以鲜血与粪便为代价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这是一个崇尚主义的时代。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工团主义、联合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没有人发现，任何主义都和狂热主义纠缠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反”不离口的时代。比如反共产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历史主义者、反进步主义者、反社会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反工团主义者、反联合主义者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注意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原则上都是“反”字当头的，出于想当然，事先就否认每一种思想倾向中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或至少有某种可以用来寻找合理的东西。它将自己禁锢在教条中，盲目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无论是圣母玛利亚的教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或是法律和秩序的教条，它们都消弭了自由的重要性与意义，而自由确实唯一无可辩驳、不容争议的概念。实际上，“自由”这个词没有同义词，它只能加形容词前缀或其它修饰性成分，如：个人自由、集体自由、人格自由、道德自由、人身自由、个性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文明自由、商业自由、法律自由、社会自由、艺术自由、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罢工自由、演讲自由、信念自由、思想自由。总之，它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狂热主义，因为要是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思想就不成其为思想。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还是关于政权的事情，政权是永恒的，它不会死亡。有时看起来倒了，其实它没有倒；有时看起来变了，其实它没有变。倒的只是它的代表；变的只是它的代言人，以及压迫的数量、压迫的性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人类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权上演的一出没完没了的讽刺剧，一些政权被推翻了，但后继的政权仍和以前的政权一模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已得到证明，或将会得到证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于是我进入了新闻业，并尝试着喜欢上这个工作。后来我甚至爱上了它，因为相比写作，新闻工作有着一定的冒险性。而我是一个喜欢刺激与挑战的女人，永远无法抵抗冒险的诱惑。冒险意味着挑战与神秘，这是人类生活当中最诱人的两个因素。新闻工作让你一头扎入生活、扎人历史，而作家则是将你同生活生生剥离。因为在写书时，你必须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完全专注于写书，这就够了。你必须将自己与生活剥离。于是，我原本想写的那些书被新闻报道吸收、吞噬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记者这个工作抱有某种怨恨情绪。但我确实也感谢它，因为它几乎赋予了我一切，包括早早脱离贫困的状态。它造就了现在的我，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场场或美好或苦痛的经历，还有那一次次欢愉和悲伤。不过，若不是它占据了我如此之久的时间，我早就能开始写作了。所以我总是说：“我是一个被记者职业耽误了的作家。”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0

如果一名记者没有敌人、不让人讨厌，生活之中也没有什么麻频（小到像我经常遇到的电话被监听，大到逍受法西斯分子的死亡威助），那他多半不是个好记者。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我说水门事件，指的是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行为。谴责、解释、抗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和文化行为。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形成的过程，反之亦然。对大众而言，除了报纸，还有哪里能实现这种双重的形成呢？……我讨厌客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并不相信所谓的客观性。我只相信自己的亲身见闻及感受。无论男女，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小孩。选择这项职业，就意味着成为战地记者时，要有足够的勇气；采访毛泽东时，不可胆怯腼腆。尽管没有发现相对论，我们也需要足够聪慧；尽管没有取得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或类似学科的学位，我们也要有能力看透某个人的灵魂。我们是英雄。一名记者就如同一位历史学家，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将之真实地记录于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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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理解何为权力，不理解为何人们会觉得自己有权，或被赋予权力命令他人，惩罚那些不听从其命令的人。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从专制君主到民选总统，从普通的杀人犯到受众人爱戴的领袖。然而不论是谁，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权力都让我觉得野蛮残酷、令人生厌。上帝曾经告诉亚当和夏娃，日后他们将在汗水中劳作、在痛苦中分娩。然而，伊甸园并未止于此刻。它止于亚当和夏娃发现有一位主宰者限制他们吃树上的苹果。因为一颗苹果被逐出伊甸园的他们创建、领导了一个部族，他们甚至禁止人们周五时吃肉。我明白，人类要过群居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位权威人士担任管理者，否则一切必将陷入混乱。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人类最悲哀的一点。没有人知道这位领导的权力起于何处、止于何方：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你无法控制他，但他却能扼杀你的自由。更令人痛苦的是，事实证明，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不断地探寻这种自由，付出一切该付出的代价，但它不曾、也定然不会出现。此外，历史还教会我们，不论在什么时期，不论举着什么样的旗帜，那些与独裁者斗争的人，有时最终也会变成独裁者，甚至更为专制、残暴。这也许恰恰证明了没有什么比“爱”更能限制自由：不论母亲对子女的爱、子女对母亲的爱，还是对一个男人、女人，甚至小狗的爱，皆是如此。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束手束脚，更甚于一艘下锚停泊的船。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况且我们根本不能自由选择是否来到这个世界，而之后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基于这个别人替我们做的决定。既然这样，又何来真正、纯粹的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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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算得上是一个时尚的弄潮儿，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当然，选择独身的缘由因人而异，但我认为，总有一个主要的历史原因。现在我来详细解释一下。我始终觉得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无可避免的选择，但一直无法给出一个深刻的解释。直到不久之前，我在美国见到了《未来的冲击》的作者托夫勒，他说明了为什么我会一直单身。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持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这些人里不仅包括泛泛之交，也包括朋友、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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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欧洲人》（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具声望的报纸上，所以也谢谢它们），它让我得以像“蛀虫”一样寄生于历史之中，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感受它；感谢《欧洲人》，它让我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和平粉饰下的污秽；也让我认识、描述了那些被运气砸中获得权力，从而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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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在美国销量很好，尤其是最近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nato,1975)。不过有些记者始终不明白，这本书里的故事只是文学虚构与创作。因为书里的女性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定的形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某些记者认为我就是书里的那个女人。他们相信我就是她，那个未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此愚蠢，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了，可我还活着）。于是那些好事之徒开始猜测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记者觉得书中孩子的父亲是阿莱科斯，其中一位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没有使我心烦，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一次文学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普通的个人历史。作家有权利、有义务虚构故事，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正是其与记者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性作家，想必就不会有上面那些糟心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那个愚蠢的美国记者猜中了事实，我确实失去了和阿莱科斯的孩子。就算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又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三年，他们迟早会拥有或者不幸失去一个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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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戏剧性的一刻落幕，我们智慧与历史的边界延伸到了月球的静海。对于将月球纳入人类囊中这件事，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还能自嘲地说起当时的焦虑与恐惧：“也没什么难的嘛。”有的人说：“点个火不就飞上去了。”冲破地球这个蓝色的牢笼，到达月球那个丑陋的岛屿，这是个奇迹。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很快就会把它遗忘，如同我们忘记第一条鱼离开海洋，登上陆地，变成了人类。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述说着，再也不觉得登月是对上帝威严的挑战。这场伟大的冒险很快就会沦为围绕着两位宇航员的喧嚣，尽管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英雄的标签、邮票上的图像、课本中的名字，并在我们的历史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或许登月的成功让我们忘乎所以，又或许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那条鱼，它从没意识到自己离开海洋之后会变成人类。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在抵达另外一个星球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p139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0

如果我们能够数清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人为了自由备受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我们就能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像“自由”这样让人类付出了如此多的血泪。如果我们把所有写过或印有“自由”一词的纸粘成一个纸袋，那它一定能装下整个地球。所有的诗人都对自由发出过由衷的歌颂，所有的哲学家都曾深刻地思索何谓自由，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曾讲述人类争取自由时取得的胜利、承受的失败：关于自由，我们有过不朽的诗歌、难忘的篇章。然而关于“自由”尚没有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我们仍在不断地探寻，到底什么是自由，它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以我为例，我在崇尚自由的教育中长大，由此我学会了热爱捍卫自由之人，憎恨损害他人自由之人。“自由”一词出现在我每一本书、每一次报道或每一场演讲之中。但每当有人请我简短概括自由的含义时，我总会感到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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