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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未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早晨参观学校，一到下午应酬完毕，日本人已派好了女招待员，供我们寻欢作乐；七点一到，又参加应酬；日本人三杯落肚，已醉到不像样，疯疯狂狂地唱歌跳舞；大约十一时席散，又换了一批女招待员，陪我们到旅店去；这时我们的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个个都晕了大浪，如此一连七天，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病象，我还算是扎硬的一个人，但是自己觉得身体也被掏空了。”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向来喜欢藏书，附带收藏许多画报杂志，都是由第一期起，完完整整装订成册，在这时为了求安全、免麻烦，也只好忍痛一齐搬出来，就在里弄中当众焚烧。这里面有许多资料图片，一并付之一炬，真是痛心得很。然而，我还有若干资料照片，都夹杂在医书中，这样总算保存了一部分。但心中总觉不安，怕一旦有事发生就会遭到麻烦。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在沦陷时期，外国电影中断，国产电影产量甚少，我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叫做《碧血黄沙》，还有《出水芙蓉》等三五部电影，各头轮电影院，因为无片可换竟把这几部片子反反复复重映不已，但卖座依然不衰。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在厂子开业时我就认识他，该厂最初的规模仅是小本经济，设在吕班路三德坊弄堂口，占据着一个弄堂的几间房，只有三架缝衣机，他的太太亲自坐在机旁工作，专为法租界一批穿西装的人修改衬衫（按：当时上海的原装衬衫衣袖太长，一定要经过修改），所以这个档口生意很好。傅君脑筋动得很快，就向外国订了裁衣机、缝衣机以及衣料等，在三德坊租了一幢楼，专门制造内衣，牌子叫做“司麦脱”，因为司麦脱三字是洋泾浜英语最流行的“时髦”。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市民在这个时期，开口不讲别的，只问“你囤什么？”似乎除囤货之外，大家没有其他生计。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北平的伪政权，一切与南京伪府毫无联系，北平币制完全用“联准票”，和华中的经济，刻画了一个极深的鸿沟。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收入无着，支出庞大，一切经济来源，都靠宏济善堂拨付，所以所谓维新政府，实际上是靠沦陷区的烟民来支持的，各地大小伪组织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欺压民众，实际上这班耀武扬威的官员，都是宏济善堂所豢养的。这许多消息，我听到之后，见闻大开，感慨万千。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汪精卫在会议席上演讲说：“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上海的房屋，在南市都是旧式宽敞住宅，有庭有院，屋高二层，深度则有二进三进至五进，每一进必有一大厅，厅的四周都是居室。富有的人家，全家住在这么大的住宅里，一如电影中描写的书香门第一般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当时租界上最感缺乏的是米，本来上海四乡正常米粮供应，是靠常熟、太仓等地运来的，然而还是不够，要靠泰国的“洋暹米”来补充。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盛文颐的后台是兴亚院，鸦片和其他毒品，都是由‘蒙疆政府’供应的，最近日本皇室秩父宫派了一个贵族院的议员团来考察占领区情况，他们回国之后报告：说出兴亚院委托盛文颐包销烟土，这是日本政府的耻辱。这种贩毒的事情，应该要让中国各地地方政府自行办理，如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的汪政府等，那么，这种耻学不会连累到日本人的面子，此项建议果然为日本首相所采纳，所以现在日本方面来了一个命令,宏济善堂要从速结束,这件事情来势汹汹，连兴亚院都没有办法，看来盛老板只好放手不干了。”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有人见鬼的事情，闹得歹土方面都信以为真，那时节上海有一家“祥生汽车”，是规模最大的的士车公司，常有搭客从歹土跳上汽车，司机明明见到有男有女上车，但是到了指定的地方，车内却杳无一人，从此凡是由歹土上车的搭客，都要先付车资然后开车。据传说有几个司机拿到的竟是“冥钞”。这类故事，传说纷纭，不一而足，当然不可深信，但也足见赌台害得人多，疑心生暗鬼，大家都信以为真。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有一天，上海各报突然刊出一段花边新闻，说许多女性赛跑健将，在出赛之前，人人要在大腿上擦上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这项工作的负责人，竟然是堂堂委员褚民谊，他那擦油时的神态，都被收入镜头，一经刊出，观者无不失笑。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隔了不久，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对面木行中的保长，问他：“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保长回说：“今天的事，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是我的门口聚集许多高丽和台湾译员，有些来向我借沙发，有些要求烧水冲茶，看来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终了。”我刚搁下电话，见到一日本军乐队奏起哀乐，接着有日本僧人二三百人排队进入，一路上敲敲打打，口中好像还念着经。这种日本僧人，大约每走十步就下跪一次，最后，出现许多马拖的车，车上载着许多装骨灰的坛子，还有几架车，上面载着血衣和木匣。我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到这些木匣里面装的一定是“阵亡将士”的遗物。 祭奠亡魂的日军亲属 。 最后一批，跟着三四十个妇女，都是穿着孝服，肩上披着有“未亡人”字样的白布带子。这批未亡人走完了之后，又来了几架日本领事馆的马车，车中所置何物不甚了了，好像是高级将领的灵牌。最后的一架马车，载的是巨型的骨骼，猜上去大概是大将中将的战马遗骸。我从头看到尾，意识到今天他们举行的是“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等到所有日本人进入侧门之后，铁门就关了起来，里面响起一阵哀乐，接着不知什么时候运到的一口大钟敲响了，也不知道里面由什么人主祭，在最后一刹那，只听见一阵凄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 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因为裁缝工钱高涨，外国衣料断绝，很少人添置新装，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 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这两种人有的是钱，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换之不休，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他们也毫不在乎。 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因此在轧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 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据为已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猡”，相当于此地所谓“死牛”。所不同的，一称“猪”，一称“牛”而已。不久，这种剥猪猡的人，因为得来容易，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是徒手来抢夺，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箍伤的。被剥的人不过被剥得只剩一套底衫裤，逃回家中而已。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名为“抄靶子”。 这时候，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他们只是等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后来囤货的风气大盛，大有大囤，小有小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囤货，货涨得最快的，一种是奶粉，一种是洋铁皮，这两种东西，日日高涨，囤的人都不肯脱手。有一越剧女伶，许多卖洋铁皮的店家，把洋铁皮卖给她，她就三张五张地收集起来，最多的时候，她家里囤满了洋铁皮，连床铺都拆掉了，自己睡在洋铁皮上。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每次和稚老谈话，他讲的是一口无锡土话带一些常州的尾音。我曾经问过他：“你在民国元年（1912）提倡统一中国言语，在民国二年（1913）二月担任全国读音统一会主席，而且选定以北京话为国语，注音字母也是你发明的，何以从未听见过你说过一句国语或北京话呢？”他说：“中国人的读音，不仅各省不同，连各县也不同…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不久，她坐了美国总统号轮船到美国，我还送她两件绣花旗袍（每件当时值银元二十元），只是没有去送行。（按：九年之后，她得了医学博士回国，嫁给了一个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儿子，后来上海变色，她的丈夫因为说错了几句话，被认为是间谍，被判刑十八年，她现今在大陆仍旧做着医务工作，月薪人民币七十元。）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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