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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错综复杂的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影响，正是现实本身。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学者或历史学家要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史实。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年鉴派历史学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研究历史都是有⽬的的，开始时肯定有⼀种指导思想，对⼀个新⼿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地在⽂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份⽂献如同⼀个⻅证⼈，正像⼤多数⻅证⼈那样，只有在⾯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化”对⼈类历史的意义远远⼤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历史学界对此视若⽆睹，其原因并⾮缺乏这⽅⾯的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历史学家⾃⼰。另⼀位年鉴学派⼤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学。”如今，以“问题历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观，这不能不使⼈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卓识。p8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110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P112但是，请不要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也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先验地接受任何解释。...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里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80千言万语，归根到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只要历史学家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P84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不断地互相交叉，互相聚合。加入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一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不要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标上任何虚假的几何平行线。P87历史学家无法脱离时代，但是，历史的长河波澜起伏，历史学家有时也要考察跨越时期的连接各种现象的长风巨浪，在某些非常时刻，这些激流往往会变成强有力的漩涡。P97这些专有名词本身是完全合理的，错误往往是在使用的时候才产生。若选词不当或用词太死板，一个本来有助于分析的符号反而会无助于分析，它就会引起时代的误置，而误置时代正是历史科学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78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暗分明的画面。...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行了。P79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记当时的可行性。...科学越是进步，人们就越是自觉地抛弃以人为本位的善恶观。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46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P49...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就是在浪费精力。P51历史学家并不是粗暴的检察官，那些小册子往往把他们描绘成铁面无私的形象。要知道，历史学家并没有变得轻信自大，他知道自己的论证也可能不对或曲解，但其主要的兴趣还是搞清史料，让史料说明问题，而无须更改其主要原则。P55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为必诱发另一次。P57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像一架蹩脚的照相机。严格地说，作证就是回忆，印象失真，记忆作家。...严格地说，没有绝对可信的证词，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信的证据。P59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误的，这真是幸运的巧合。P65考证就是把同与异、一与多的自觉抽象作为依据。P69人类事务就好比一条跨越时代的长链。P71在历史考证方面，几乎所有的骰子都灌了铅，人的因素微妙无比，它们不断渗入“骰子”，使它朝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倾斜。严格来讲，这时光靠一门历史学是不行的，还要借助语言学。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36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P37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探索者清楚地知道，虽然制定了旅程方案，却未必会完全按照计划的路线走，而如果没有方案，他就会一直漫无目的地闲逛。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P34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这种话听起来总是不顺耳的，尚未竭尽全力进行过研究的人是不应该讲这种话的。不过，有时即便是最严谨的学者，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也只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出，认识历史和认识现实的方法是不是相互对立的呢？现在答案已经有了。研究现实和考察历史自有其不同的手段，根据各自的情况，两者各有所长。前者能更贴切地把握现实生活，后者在研究中却拥有前者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尸体解剖为生物学家揭示了许多秘密，而活物研究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同样，活物研究所能说明的问题，尸体解剖也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无论研究什么时代，观察的途径几乎都取决于人留下的“轨迹”，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可见，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考证的法则。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这种事例比人们的通常想象要多得多。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农村地貌某些基本特征的形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然而，为了说明那些指引我们探索渺茫的起源所必需的稀有资料，为了能提出正确的问题，甚至为了知道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先得考察和分析现在的地貌状况。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追寻历史源头之时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辦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这门学科该如何命名呢？我在前面已论述了，为什么“历史”这个古老的名词是最为合适的。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它使我们想起先辈那些动人心魄的丰功伟绩，（与时下某些偏见相反）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オ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则主要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辈密芝勒或浮士蒂尔・古朗治曾经教导我们：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并不亚于一句美妙的措辞，但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做出数学式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仔细斟酌，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钴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钴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钴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一个人不能既用数字又用语词来感知事物，对此，谁又能加以否认呢？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是恶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蒙田在《随笔》中说，探讨“共同的信仰”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事情，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根据资料来叙述历史，“他们以所知的史实，而不是自己的评价来表述历史。”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这样，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丰特奈尔曾一针见血地说：“菜布尼茨曾对其术语下过精确的定义，可这样一来，他就被剥夺了偶尔滥用这些术语的愜意的自由。”愜意或许有之，危险也必定存在，对这种所谓自由，我们可实在太熟悉了。历史学家很少对术语加以定义，也许他认为没必要这么谨慎，或认为被运用的词汇本来就经过严格的定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用一些关键性词语时，也大都受本能的支配，他任意扩充、限定乃至歪曲了词义，却不向读者说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地知道。从中国到荷马笔下的古希腊，世界各地的“封建主义”究竟指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实在不多，这是因为每一位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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