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一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余秋雨 《中国文脉》1
余秋雨 《中国文脉》1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 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 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 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在那些与希腊标准无关的并在与希腊人接触之前也许由古意大利人发展的意大利度量衡制方面,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是把“整数”(as)分为十二个单位(uhciae)。传入字母表的人都是熟谙两种语言的文化名人,当必深知字音的精细区别,可是在民族文字完全脱离古希腊母体字母表以后,有声破裂音与无声破裂音渐趋一致,齿音与元音便陷于混乱。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0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0“早晨参观学校,一到下午应酬完毕,日本人已派好了女招待员,供我们寻欢作乐;七点一到,又参加应酬;日本人三杯落肚,已醉到不像样,疯疯狂狂地唱歌跳舞;大约十一时席散,又换了一批女招待员,陪我们到旅店去;这时我们的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个个都晕了大浪,如此一连七天,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病象,我还算是扎硬的一个人,但是自己觉得身体也被掏空了。”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总的来说,即红衣为上服,青绿次之。吏卒衣黑,平民衣白,罪犯衣赭。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0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0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被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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