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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考虑到公共领域这一多重重要性,“私有”一词就其最初反义的含义而言)才获得了意义。过着完全独处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真正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来自他人所见所闻的现实性被剥夺了;通过公共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作为媒介的与别人相联系或相分离的那种“客观”关系被剥夺了;取得比生命本身更为永久的业绩的可能性被剥夺了。独处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失;就他们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不管他做了些什么,对别人来说都毫无意义毫无影响,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则无足轻重。 在现代,与其他人的“客观”联系以及从中得到保证的现实的被剥夺,已经成为一种大量的孤独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孤独表现了它最极端且最反人性的形式。产生这一极端性的原因在于大众社会不仅破坏了公共领域,而且也破坏了私有领域,不仅剥夺了人们在这一世界中的位置,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私人家庭生活,在私人家庭生活里,人们曾把它作为尘世中的避风港,即使是被世界抛弃的人也能体会生活的暖意,体会家庭生活的有限的现实性。家庭生活最终充分发展至一个内在的私人空间我们将这一发展归因于罗马人不同寻常的政治意识。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从不为了公共领域而牺牲私有领域,相反,他们懂得只有在两者共存的形式中,这两种领域才能生存下去。
    《人的境况》
    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尽管在言说和行动中的揭示难以把捉,但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的生活故事中却成为真实可见的;而且只有在其生活走向终结之后,它才能为人所知,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存。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不存在),也不是一个人优点和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的本质,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仅仅给世间留下个故事的时候才真正地形成。因此,任何人想要有意识地追求“本质性的”存在,想留下一个赢得“不朽声名”的故事和身份,就必须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要像阿基里斯(Achilles)那样,明确地选择短命和速死。一个人只有在他达到他行动的顶点之后就不再活着,才能确定无疑地成为他自身身份的主人,真正主宰他可能的伟大,因为他回避了他开创的行动的可能后果和后续影响,退入死亡当中。阿基里斯的故事之所以有典范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以极精练的形式表明了eudaimonia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放弃了生命的延续(在其中我们零零碎碎地彰显自己),在一个伟业中浓缩整个人生,从而让行动的故事和生命本身同时达到终点,一个人才能确信得到了eudaimonia。而且即使阿基里斯也仍然要依赖讲故事人、诗人或历史学家,没有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他是把他行为的全部意义亲手交到叙述者手中的“主人公”,从而是最出色的主人公和英雄,仿佛他不仅实现了他的生活故事,而且同时“创作”了它。
    《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一一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 ”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换言之,问题不是自足意义上的强大还是虚弱。比如在多神论体系中,一个神即使无论多么强壮有力,也不可能是自主的;只有在一神论的假定之下(“一神就是一,它单独存在并将永远如此”),自主才等同于自由。而在其他所有情形中,自主只有在想象中才是可能的,要以牺牲现实性为代价。正如伊壁鸠鲁派停留在幸福的幻觉上,在法勒雷斯铜牛上活活受炙烤也觉得幸福样,斯多葛派停留在自由的幻觉上,受奴役也觉得自由这两种幻觉都证明了想象的心理能量是何等巨大,不过只有在世界以及...
    《人的境况》
    但也许同样愚蠢的是,相信使哲学家的思想摆脱旧形而上学问题,转向各式各样的内省的一一对他的感觉和认知器官的内省、对他的意识的内省、对心理和逻辑过程的内省一一的动力,是来自观念自主发展的力量,或从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同样思路出发,相信如果哲学紧抱着传统不放,我们的世界就会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改变世界的不是观念而是事件 日心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的思辨一样古老,在我们的历史中像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一样长久,但它从前根本没有改变过世界或人的心智。现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而非笛卡尔。笛卡尔自己就十分清楚这一点,当他听说了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和伽利略的悔改之后,一度想烧毁他的著作,因为“如果地球运动是错的,我的哲学的全部基础也就错了” [301。但由于笛卡尔和哲学家们把所发生的事情提高到了毫不妥协的思想的水平,就以无可比拟的准确性揭示出了这个事件的惊人性质;预见了或至少部分预见了人在这个新立足点上内在固有的困惑,对此科学家忙忙碌碌而罔顾,直至我们的时代,这种困惑才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浮现出来,并妨碍到他们自己的研究。从那时起,现代哲学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的悲观主义和现代科学直到最近还膨胀的乐观主义之间的错位,才得到了弥合,而且似乎两者都没有什么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留下来。
    《人的境况》
    ……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与之相比,最丰富最舒适的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有固定位置和视角的个人立场的延伸或复制。私生活的主观性可以在一个家庭中延伸或复制,甚至能强大到让公共领域也感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这种家庭“世界”决不会取代由一个对象呈现在多数观众面前,而从这所有角度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实在性。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在共同世界的条件下,实在性不是首先由构成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性”来保证,而是由这一事实来保证: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立场,从而有不同视角,但他们却总是关注着同一对象。如果对象的同一性不再能被观察到,那么无论是人的共同本性,还是大众社会非自然的顺从主义,都不能抵挡共同世界的毁灭(通常在共同世界毁灭之前,先已发生的是它向复数的人呈现自身的多个角度被破坏)。这种事情发生在极端孤独的条件下,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跟其他人取得一致,例如通常在暴政下就是如此。但是它也会发生在大众社会和大众歇斯底里的情况下,在那里我们看到所有人突然都做出一模一样的行为,仿佛他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在复制和传播他邻居的观点。在以上两种情形下,人都变得彻底私人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既被剥夺了观看和倾听他人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被他人观看和倾听的机会。他们被完全囚禁在自已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即使这种相同经验被复制无数次,也无法改变其单一性的特征。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被允许从一个角度上显示自身时,它的终结就来临了。
    《人的境况》
    因为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家庭在现代解体之前,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意见由家长代表,他据此来统治家庭和防止家庭成员可能的分裂。社会兴起和家庭衰落同时发生的惊人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家庭单位已经被吸收到相应的社会团体中了。而这种团体成员之间的平等远非同侪之间的平等,与家庭成员在家长的专制权力下的平等也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在社会中,到处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所释放的巨大自然强力最终废除了代表共同利益和正当意见的一个人的实际统治。顺从主义现象是现代发展最后阶段的典型特征。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人的境况》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一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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