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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非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我异化。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追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ー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 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不断上升,剥夺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和...
    《人的境况》
    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等级秩序的倒转,也许是现代诸发现最重要的精神后果,同时也是唯一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它紧紧追随着阿基米德点的发现和同时产生的笛卡尔式怀疑。 为了理解推动这一倒转的动机是多么强有力,我们首先要摆脱一个流行的偏见,就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广泛应用,就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因于一种实用的要求提高和改善人在地球上的生活状况。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假如我们不得不依赖人的所谓实用本能,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技术;而且今天,即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动力有可能推动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一味让自己相信,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存在者的话,则我们被技术所规定的世界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更不要提进一步的发展了不管怎样,在沉思与行动的倒转背后蕴含的基本经验,确实是人类只有在他信赖他双手的创造发明之后,对知识的渴求才得到了缓解。这里的关键不是真理和知识不再重要了,而是真理和知识只能靠“行动”,而不是靠沉思来获得。正是一种器具,一种人手的作品——望远镜,最终强迫自然(或更准确地说是宇宙)吐露了它的秘密。信任做而不信任沉思或观察的理由,在最初的积极探索获得成功之后变得更有说服力。在存在与现象相分离,真理不再向观看者心灵的眼睛显现、泄露或揭示自身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必须在欺骗的表象背后追寻真理的真正需要。对于获得知识和接近真理来说,再没有比被动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更不值得信任的了。为了获得确定性,就必须弄确实( make ...
    《人的境况》
    我们大可以赞叹整个现代哲学家的勇气和惊人独创性,但几乎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下降了。不是在中世纪,而是在现代思想中,哲学家开始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甚至第三小提琴手的角色。在笛卡尔把他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伽利略发现的基础上之后,哲学家似乎注定了要跟在科学家和他们更令人惊叹的发明后面,亦步亦趋,费劲地在事后追寻科学的原则,让这些原则适应于一些对人类知识性质的整体解释。可是,这样一来,哲学就不再为科学家所需了,科学家——至少到我们的时代——认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婢女,更不用说一个在她优雅的女主人前面高举火炬”(康德语)的婢女了。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简。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人的境况》
    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吸纳进来,并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现世生命更长,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奴隶制的罪恶不仅在于奴隶们被剥夺了自由和可见性,而且在于它令这些贱若微尘的人陷入这样的恐惧:“由于处在晦暗当中,他们死后也留不下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没有什么比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实关切,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因为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真诚地追求尘世不朽,以至于我们或许有理由以为这类追求不过是虚荣罢了。...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们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这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嫩真实可靠地出现。在共同世界的条件下,实在性不是首先由构成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性”来保证,而是由这一事实来保证:虽然每个人人不同的立场,从而有不同的视角,但他们却总是关注着同一对象。如果对象的同一性不再能被观察到,那么无论是人的共同本性,还是大众社会非自然的顺从主义,都不能抵挡共同世界的毁灭。这种事情发生在极端孤独的情况下……他们既被剥夺了观看和倾听他人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被他人观看和倾听的机会。他们被完全囚禁在自己的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即使这种相同经验被复制无数次,也无法改变其单一性的特征。
    《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人的境况》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 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
    《人的境况》
    爱智慧和爱善,如果它们将自身实现为哲学活动和善功,那么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人僭称有智慧或是善的,它们终止了,即自行取消了。历史上从不缺乏试图把转瞬即逝的活动化为存在的尝试,但这样的努力无不陷人荒谬境地。古代晚期哲学家声言他们自己是智慧的,但荒谬的是他们宣称在臭名昭著的法勒雷斯铜牛上活活受炙烤时,仍然很快乐;同样荒谬的是追求善的基督徒,在有人打他的左脸时把另一侧脸转过来让人打,而且他们试图把这样的行为当作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比喻。 但是源自爱善的活动和源自爱智慧的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到此就为止了。的确它们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领城对立,但是善在这方面更加极端,因而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有关系。只有善才须绝对隐藏起来,逃避所有显示,如果它不想被毁灭的话。而哲学家,即使他决心像柏拉图一样离开人类事务的“洞穴”,也不必真正隐藏自己,相反,在理念的天空下他不仅发现了万物的真实本质,而且在“我与我自身”( eme emu)的对话中发现了自己。独处意味着和自己在一起,因而思考虽然是所有活动中最孤独的,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同伙,无人相伴。 爱善的人虽从来过不上独处的生活一他总是与他人在一起,为他人着想,但却根本上没有见证,并且首先缺少的是他自身的陪伴。他虽不是独处的,但却倍感孤独;他与他人在一起,却必须向他们隐藏自己,甚至不相信自己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哲学家总是能得到自己思想的陪伴,而善行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陪伴;善行必须在完成的瞬间被忘却,因为哪怕是记忆,也会破坏其作为“善”的特质。而思考由于可可以被记住,就能凝结为思想,并像所有由于回忆而存在的事物一样,可转化为有形的对象,比如写下来的纸张和印出来的书,从而变成人造物的一部分。善功,由于它必须即刻被忘却,就从来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来去无痕,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p50)
    《人的境况》
    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 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P69)
    《人的境况》
    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繁殖力,来自劳动力的自然富余,仍带有我们在自然大家庭中处处可见的丰裕。所谓劳动的“幸福或喜悦”,是体验到的纯粹活着的乐趣,也是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共有的乐趣,并且是人唯一能在自然规定好的循环中,心满意足地转动的方式。苦干和休息,劳动和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夜交替、生死轮回有着同样的快乐和同样无目的的规律性。辛苦愁烦的回报在于自然的繁殖力,在于这个“辛苦愁烦”的人怀着平静的满足,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相信他会通过他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古典时代对生命的看法不同,《旧约》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而无论死亡或劳动都不是恶。《旧约》的族长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尘世的不朽的保证,也不需要灵魂不朽的保证,以及死亡如何以熟悉的夜晚形象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静而永远地休憩“在往昔美好的岁月和年华老去当中”。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也不应该把它误解为实现任务和获得成就后,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和欢乐。劳动的幸福是辛劳和满足相继的过程,就像生产和消费作为维生手段紧密相继一样,以至于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本身的件随物,正如肌体健康运转伴随着愉快一样。尘世生命的赐福已经被我们概念化和通俗化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把这种劳动人的基本现实表达为一种“理想”。追求这种幸福的权利如同追求生命的权利一样不可否认,甚至与之同等。但是幸福与幸运并无共同之处。幸运是少见的、不持久的,人也无法去追求,而要依靠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也追求好运( good fortune),但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却并不快乐,因为他们还想长久地保持和享有这份幸运,仿佛幸运也是用之不竭的“好东西”一样。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任何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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